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卖方信贷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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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违约金性质和适用

泉泉


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对于合同履行风险的防范以及发生风险后的救济，关系到合同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合同的正常秩序以及法律正义的实现和交易安全。各国都采取了措施来预防违约并对违约进行救济，违约金就是其中最古老和最广泛地被采用的措施之一。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就违约金做了专门规定，但由于立法过于简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违约金的性质争论不休，直接影响到该条款的适用。本文拟在违约金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详细区分违约金的性质与功能，并给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辨析，最后对实务中如何完善违约金制度提出一孔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违约金的历史考察
（一） 大陆法系的违约金
大陆法系的违约金制度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在早期罗马法中，法律所保护的合同类型十分有限。当事人为了使自己的合同利益得到保护，便利用一种要式口约程式，即约定一方当事人不按约履行时，要向对方支付一定的款项作为代价。这样，有些不受法律保护的主债务由于与程式中的从债务相关联而获得了法律上的执行力。以后，这种要式口约便逐渐成为要式书约。随着罗马法的发展，利用这种关联关系为合同获得执行力的做法日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担保与损害赔偿预定的功能。[1]在此种情况下，当事人约定违约金就主要是为了避免繁重的举证责任和加强合同的效力。一旦对方当事人违约，按照罗马法协议优先的原则，违约金责任就会得到优先适用。[2]中世纪，罗马法的违约金制度也被教会法继承下来。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前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违约金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持违约的补偿理论，主张法官应减少任何超过实际损失的违约金。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违约金的作用是对行为的惩罚，约定的违约金不能减少。[3]
法国民法继受了罗马法的违约金制度，受私法自治的影响，法国民法确立了禁止法院干预约定违约金的原则，虽然如此，法国民法并没有坚持违约惩罚理论，而是在法典1226条至1233条把违约金规定为强制履行的手段和损害赔偿的预定。[4]依法国民法理论，如果约定违约金是为了确保债务的履行，则守约定方在请求支付违约金后还可以请求本来债务的履行。但如果约定的违约金是损害赔偿的预定，在债务不履行的场合，守约人只能在请求违约金与请求本来债务之间选择其一。
19世纪以前，德国民法深受法国法的影响，在其民法典中也规定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与法国法稍有不同的是，德国民法并没有坚持违约金不可变更原则。德国民法不仅授予法官减少那些明显过高的违约金的权利，而且法官还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和“公共政策原则”干预那些明显不公正的违约金条款，体现了其民法理论中以违约补偿为主旨的特点。[5]虽然违约补偿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但其惩罚性违约金作为保证合同履行的一种有效制度，在德国合同法实践中还是很普遍的，这是因为其可以增加合同双方当事人履约的可信度。
总体而言，大陆法系都把惩罚性违约金视为固有意义上的违约金，注重违约金的强制履行作用，以违约金来加强合同的效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违约金作为制裁手段遭到了削弱，但它仍然是违约金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由大陆法系合同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在大陆法系，合同的稳定性更被人们所追求，所以大陆法系注重合同的实际履行，反映到违约金中就是强调惩罚性违约金的制裁手段。
（二）英美法系的违约金
英美合同法重补偿而不重合同的实际履行，所以，英美法上的违约金主要是对违约状态下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补救措施以尽可能减少违约给守约人带来的损害，“补救制度的方针，是向受诺人提供援助，弥补违约，而不是强迫承诺人遵守诺言，防止违约……我们的制度甚至不用于剥夺违约人从违约得到利益的方法来阻止违约。” [6]英美法系把惩罚性违约救济手段排斥于合法的违约救济之外，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根源的。现代美国著名法学家、大法官霍尔姆斯认为违约责任只是分配风险的方式而不涉及道德问题，他在合同法领域推行的非道德化运动，把主观过错原则清除出合同法之外，惩罚性违约金被彻底地否定掉了，补偿原则因此成为英美合同救济制度的一般指导原则。现代英美法有一种主导理论即“效益违约理论”，更把违约视为纯粹的利益衡量。美国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从违约中获得的利益比他从实际履行中获得的利益还要大，那么，履约对他来说是一种损失。如果这种损失大于受害方通过实际履行获得的预期利益，违约将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受到鼓励，为此，效益违约不仅不应受到道德上的责难和法律上的惩罚，还应受到保护和鼓励。正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３３５条所称；“合同救济制度的核心目的是补偿而不是惩罚。对违约者实施惩罚无论从经济上或其它角度都难以证明是正确的，规定惩罚性合同条款是违反公共政策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7]惩罚性违约金在如此坚决的立法下，毫无适用的空间。
（三）新合同法之前中国历史上的违约金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违约金的实践，但其作用多属于制裁，惩罚色彩很浓。始自汉代，两晋南北朝时的各类契约中不乏有“不得反悔，悔者罚”或“过期不偿，罚”的规定。[8]隋唐时期，合同制度更加完善，很多合同都有“若有先悔者，罚……金入不悔者。”“和同立券，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等类似条款，[9]这类条款绝大多数是对先悔者的惩处，手段主要是罚物，罚物有入不悔者，也有入官府者，更有甚者，对先悔者也常使用刑事手段。在封建专制的古代中国，官府的权力高于一切，民事生活缺乏保障，常常需要借助官府的力量，以当时的道德观看来，一诺千金是最可珍贵的品德，为利益而违约是极其不道德的，被人们斥之为“奸商”，在这种情况下，将所罚的财物归入官府或使用刑事的手段就不足为奇了。约定惩罚性违约金以担保契约的履行的做法一直延续至清朝和民国。民国多位民法学者如胡长清、史尚宽、郑玉波等的著作中，多把惩罚性作为违约金的本来色彩。
苏联民法开法定违约金的先河，苏联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制定了大量单行法规，这些法规把订立违约金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合同内容的强制要求，违约金作为保证实现国家计划的重要制度，其惩罚功能得到了强化。受其影响，我国合同法也确立了法定违约金制度，甚至具体规定违约金的数额，[10]直到九十年代前期大多数学者仍有关于法定违约金的论述，惩罚和赔偿也一直被视为违约金的两大功能，甚至有的学者主张惩罚功能是违约金的唯一功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券》中的违约金定义最能代表这种观点，该定义指出，违约金的内涵是对违约一方的经济制裁，其设立的任务是为了约束和敦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合同，其目的就是通过惩戒违约者，促使合同各方依法律规定和合同具体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只是在新合同法制定前后，多数学者才主张惩罚性违约金有悖于民法和合同法的补偿性原则，应该予以抛弃。
纵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中国的违约金历史可以看出：违约金的性质与功能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在政治开明，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违约金的补偿性比较突出；而在政治专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政府的公权力常常介入私的生活，违约金就烙上浓厚的惩罚色彩。如果仅从功利角度分析，把履约或违约的选择看作仅仅是纯粹的利益衡量，违约甚至恶意违约都是无可非议的，立法也就不允许惩罚性违约金的存在。如果在诚信为本的风气下，合同法中承载了一定的道德要求的话，违约尤其是恶意违约就被认为是可受非议的，当事人对这种可受责难的行为约定私的惩罚，法律就会采取比较松的态度。
从本质上讲，历史上就只有两类违约金即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约定惩罚性违约金，于违约时，债务人除须支付此种违约金外，其它因债之关系所应负的一切责任，均不受影响，债权人除得请求违约金外，尚可请求债务履行或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赔偿性违约金则相当于履行替代，如请求违约金后，便不能再请求履行债务或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其实，就违约金与损害赔偿的关系而言，历史上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违约金，即抵销性违约金和排它性违约金。抵销性违约金又称补偿性违约金，这种违约金实际是最低限额赔偿金。如果损失大于违约金数额，债务人必须就超过部分的损失支付赔偿金。排它性违约金则是最高限额的赔偿金，即一方违约后，无论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另一方也只能要求支付违约金，不能要求支付赔偿金[11]。抵销性违约金和排它性违约金只是处在赔偿预定和违约惩罚之间的一个中间形态。在对历史上的违约金形态进行考察后，惩罚性违约金或赔偿性违约金的用语并不重要了，更为实质的是，法律是否允许人们约定以惩罚和威慑为目的的金钱给付或其他给付。这就已经属于立法政策了，取决于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注重合同的稳定性还是合同的效益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导致两大法系在对待惩罚性违约金上采取了裁然不同的态度。即使在大陆法系内部，立法上也有许多差别，但总的趋势是加强违约金的赔偿功能。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赔偿性违约金，而没有规定惩罚性违约金，是符合民法本质和顺应历史趋势的，但是在此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如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惩罚性违约金已经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惩罚性违约金早就应该寿终正寝了？
二、惩罚性违约金在当代存在的必要
谈到惩罚性违约金的存在必要，首先要谈一下违约金的功能，如果一种制度有区别于他种制度的特别功能而此种功能又为社会所需要时，那么，这种制度存在就非常有必要了。
（一）违约金的功能
关于违约金的职能，人们历来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违约金只是一种责任方式，另一种认为是一种担保方式，第三种认为兼有担保和违约责任方式。笔者不太赞成违约金具有担保属性的说法，违约金虽然与民法上传统的担保方式如保证、定金、抵押、质押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属于从债务，但违约金与传统的民法担保方式不同，它不能保证债最终能得到清偿。传统的担保方式有加强履约能力的功能，或者提供第三人或者提供物，而违约金只有在债务人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才能起到担保的作用。实际上，担保必须有两层的含义，一层是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另一层是加强履约能力以保障债权实现。充其量，违约金也只是起到了与民事责任同样的作用，并不具有所谓的担保职能，“如果一定说违约金具有担保作用，那么也没有超出其他合同责任方式所具有的担保作用的限度。” [12]
如果仅把违约金当作一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同时又不承认惩罚性违约金的话，违约金制度也就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补偿性的违约金在作用上完全等同于约定的损害赔偿，违约金的作用将完全被损害赔偿所吸收。在此情况下，违约当事人就有可能在违约造成的损失不超出预定的违约金数额的情况下，完全不顾对方当事人的利益而去追求某种非法利益而违约，违约金也就丧失了保障合同履行的作用。违约金责任的独特功能在于：它不仅是当事人对损害的预定，还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纯粹以惩罚和威慑为目的金钱或它种给付，一旦对方违约，私的制裁即可发生作用，违约金责任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约定性，约定的私的惩罚，是其与其他民事制度的根本区别。现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种约定是必要和正当的吗？
（二）惩罚性约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对于私的制裁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本文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许多学者有不同的意见，这些学者认为既然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惩罚性违约金制度，就应完全采取英美法的模式，取消惩罚性违约金，仅仅保留赔偿性违约金。[13]他们的理由如下：
⑴惩罚性违约金使当事人在发生违约时享有不等价的权利义务，这不符合民法平等、等价、有偿的原则，实践中，这也为当事人一方利用合同牟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条件。
⑵合同法上有一条重要原则，一方当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他在订立合同时就可以预见到的。如果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合理预见此种责任，风险就大了，不利于鼓励交易，而惩罚性违约金最受人诟病之处就是使当事人承担了不可预见的风险。
⑶惩罚性违约金容易诱发道德风险，使违约金的约定成为一种变相的赌博，这既不符合违约金制度保持正常交易秩序的本意，也不符合法律对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⑷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违约补偿措施方面会转向注重其补偿功能，而非以往的实际履行，惩罚性违约金也就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了。
在阐述笔者的观点之前，本文先就上述观点进行以下分析：
⑴虽然违约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不平等的现象出现，但这并非合同的常态。在缔约时，当事人在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使合同成立生效，只要合同顺利履行，实现了合同目的，惩罚性违约金也就不会被适用。在一方过错违约的情况下，违约人对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定责任不能说是显失公平，违反了平等原则，因为处罚是他同意订立的，只要他谨慎小心就可以避免。
⑵关于可预见性原则，惩罚性违约金是以过错为前提的，倘无过错，自可免责，本无无法预见之说。只是在严格责任情况下，一旦违约，就应当承担责任，这才有不可预见之虞。
一种制度总是在衡量利弊之后设立的，一般来说总不可能因噎废食。惩罚性违约金只是在违约的非常态下才发生履行义务的，谁又会舍本逐末，去追逐惩罚性违约金而忽视合同的履行利益呢？况且，这种赌博心理是经常要受到挫败的，因为惩罚性违约金的存在，对方当事人一定会竭尽全力以使合同履行。
笔者认为，应该承认惩罚性违约金，理由如下：
⑴承认惩罚性违约金符合我国民法确立的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各国民法普遍确立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包括合同内容自由即当事人双方可以自由决定合同的内容，只要在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合同内容就是合法有效的，这些内容当然包括惩罚性违约金在内。因为约定惩罚性违约金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一部分。诚如郑玉波先生所言：惩罚性违约金，即固有意义之违约金，乃当事人对于债务不履行所约定的一种私的制裁，故亦可谓之违约罚。此种违约金当事人得自由约定，盖“民事罚自由”原则亦为近世契约自由原则之一部分也。
⑵在民事私的领域里，还有这样一个权利推理，即法不禁止即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的时代，什么事情都由法律明确规定，那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法院在决定做出一项判决时，应该充分考虑并尊重当事人民事生活的自由，凡是法律未经禁止的一切行动，都不受阻碍。[14]据此，惩罚性违约金就不会因为司法的严格态度而没有适用余地。
⑶我国自古以来视诚信为一种美德，违约行为在道德上是应受非难的，或许，现代的合同法不应承载过多的道德因素，但是允许当事人对违约约定私的惩罚，在诚信严重缺少的今天，未尝不是没有好处的。
⑷允许当事人约定惩罚性违约金对社会整体利益而言也是有好处的。美国经济分析法学派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如一个人从违约中得到的利益大于从履约中等到的利益，这个人就可以自由地毫不受谴责地选择违约。如果单从债务人个人的角度考虑，此种观点或许无可厚非，然而合同是一种动的制度，尚涉及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主体从事交易，固然追求通常利益如金钱增值等，此种一般利益具有可赔性，发生违约时，守约方得到补偿即可，而特别利益与感情利益则为不可替代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具备可赔性和同质救济性，而这也是交易主体所追求的，此种利益的满足仅能依交易主体的积极履行，所以，约定惩罚性违约金以对违约进行抑制保证合同能顺利实现，对保护守约方的利益是极其重要的。那种单从债务人的利益考虑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债务人能从违约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并不能使违约具有正当性。违约从本质上来讲是对法律或法律所认可的事物的违反，是一种不法，虽不至于使用公法的制裁，但也不必强烈排斥使用“私”的的惩罚——用惩罚性违约金去预防和惩戒这种恶。
综上所述，虽然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惩罚性违约金，但在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推定下，关于惩罚性违约金的约定应认为是合法有效的，基于前面的论述，这种约定也非常有必要性和正当性。
三、违约金责任的成立及规则
如前所述，违约金有两种类型即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由于两类违约金在性质、功能方面相异，各自成立条件和规制方法上也就各有不同。在判明违约金性质的基础上才可以分别适用不同的构成要件和规制方法，所以本文先讨论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的区分标准。
（一）惩罚性违约金与赔偿性违约金的判断标准
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违约金惩罚性的特点，体现在违约金的数额与违约造成的损失的数额相比较，在违约未造成损失或造成损失低于违约金的数额时，违约金属于惩罚性的。在违约造成的损失数额高于违约金的数额时，违约金就属于赔偿性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深刻体会到违约金分类的标准和各自功能的差异，从适用上来讲，惩罚性违约金并不排斥损害赔偿，与赔偿再进行比较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况且，该种区分只是结果性的，并非构成性的，对于实务中如何适用两类不同的违约金没有任何指导意义。还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合同法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专就迟延履行规定了惩罚性违约金，所以区分两种违约金的标准应是不同的违约形态。从我国早期民法学家郑玉波先生那里可以得知：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与债务不履行的形态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惩罚性违约金并不仅限于迟延的场合。而对于全部不履行债务，不完全履行及其它不适当的履行均可适用，换言之，惩罚性违约金适用于所有的违约类型。实质而言，违约金合同作为一种从合同，究竟是惩罚性的违约金合同还是损害赔偿预定的合同，应当依据当事人的意思来确定，如果当事人的意思是为了强制履行债务以加强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约定的就是惩罚性的违约金，如果当事人的目的是为了事先预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以消除繁锁的举证责任，当事人约定的就是赔偿性违约金。此标准的具体化就是看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与损害赔偿是何种关系，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支付与损害赔偿无关，就是惩罚性违约金，反之，就是赔偿性违约金。比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旦一方违约，无论实际损失多大，即应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这就属于对惩罚性违约金的约定。关于双方约定的真意应由主张为惩罚性违约金的一方负举证责任，如无相反证明，应该推定为赔偿性违约金，这也与我国的立法政策相吻合。
（二）惩罚性违约金的成立及规制
1、构成要件
⑴须有合法有效的主合同和违约金条款
违约金条款依其性质，属于从合同，从合同的效力依附于主合同，况且，违约的发生，也必以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为前提。所以，如果主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时，违约金合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另外，违约金条款也必须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的成立要件，同时与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不相违背
⑵须有违约行为的存在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府办〔2011〕1号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质监局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一月十日

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和激励我市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服务和经营质量水平，建立和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增强我市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广州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广州市政府质量奖由市政府批准、表彰和奖励，授予在我市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质量管理成效显著，产品、服务和经营质量、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在国内或国际处于领先地位，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企业。

　　第三条　广州市政府质量奖的评审遵循科学、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好中选优；坚持企业自愿、不向企业收费、不增加企业负担、不搞终身制。

　　第四条　广州市政府质量奖原则上每三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审前报省政府批准，每次获奖企业数量不超过5家。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设立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由分管副市长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质监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主任，成员由市党廉办，市发展改革委、经贸委、科技和信息化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外经贸局、卫生局、国资委、环保局、国税局、地税局、统计局、工商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安全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有关负责同志以及相关产业行业协会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负责人组成。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由市质监局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评审委员会主任审定后公布。

　　评审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批准之日起至下届评审委员会成员批准之日止，评审委员会成员可连任。

　　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协调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活动，决定和处理评审过程的重大事项；

　　(二)审核评审管理办法，审定并公布评审委员会议事规则、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工作规则、评审员管理规定等工作规范；

　　(三)审查、公示评审结果，审议确定拟获奖企业名单并报请市政府审定。

　　第六条　评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设在市质监局)，作为评审委员会的具体办事机构，负责组织、协调评审的日常管理工作。秘书处人员组成、工作制度、议事规则等，由评审委员会审定并公布。

　　评审委员会秘书处的主要职责：

　　(一)具体组织、推动、指导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活动的开展；

　　(二)拟(修)订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及相应的管理制度等；

　　(三)向社会公开招选评审专家，建立专家库，负责评审专家的培训考核，组建独立的评审专家组；

　　(四)向评审委员会报告广州市政府质量奖的评审工作情况，提请评审委员会审定拟获奖企业候选名单。

　　第七条　材料评审、现场考评、综合评价等评审工作由评审专家组按规定进行。

　　第八条　市有关主管部门、各区(县级市)质监局、市行业协会分别负责本系统、本辖区、本行业申报企业的培育和推荐工作；宣传、推广获奖企业的先进经验和成果。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九条　申报广州市政府质量奖的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5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合法生产经营；

　　(二)符合国家、省、市的产业、环保、质量等政策，产品或服务列入国家强制监督管理范围的应取得相关证照；

　　(三)具备健全的标准体系、计量保证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成绩显著，产品、服务和经营质量、自主创新能力、品牌战略实施能力、市场竞争力等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四)具有杰出的经营业绩或社会贡献，其经营规模、实现利税、总资产贡献率等指标在近3年(取平均值)位居市内同行业前列；

　　(五)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近3年国家、省、市级质量监督抽查中没有不合格记录；

　　(六)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社会声誉，顾客满意程度高；

　　(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近3年来没有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保、卫生等事故，没有因违反生产经营、知识产权、劳动保障、环保、安全生产、税收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

　　第十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广州市政府质量奖：

　　(一)不符合国家和省、市的产业、环保、质量政策；

　　(二)产品或服务列入国家强制监督管理范围而未取得相关证照；

　　(三)近3年有重大质量、生产安全事故及经查证属重大有效投诉；

　　(四)近3年国家、省、市监督抽查的产品或服务有质量问题；

　　(五)参加质量奖评定活动存在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

　　(六)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

　　(七)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一条　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发明专利、国家自主创新产品以及国家质检总局“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标准化创新贡献奖”等称号并在有效期内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第十二条　已获得国家质量奖、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的单位，不再申报广州市政府质量奖。

第四章　评定标准

　　第十三条　广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标准按照GB/T19580-200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和GB/Z19579-200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执行。具体标准包括领导，战略，顾客和市场，资源，过程管理，测量、分析和改进，经营结果等部分，标准总分为1000分。

　　第十四条　广州市政府质量奖具体评价工作按《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评价细则》实施。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五条　评审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公布评审相关事项。

　　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公布本届评审工作方案以及相关要求。

　　(二)企业申报。

　　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如实填写申报表格，提交自评报告和相关证明材料，按规定日期报送评审委员会秘书处。(申报启动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

　　(三)材料初审。

　　评审委员会秘书处会同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相关专家对申请企业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企业申报内容是否属实、申报材料是否完备等进行审核，对申报材料不完备的企业，及时通知有关企业予以补充完善；对符合条件、材料完备的企业，将其申报材料送评审专家组评审。(申报截止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材料评审。

　　评审专家组根据评定标准和其他评审要求，评审企业申报材料，形成初步评审报告，并按得分高低排序，提出进入现场考评的候选企业建议名单(一般不超过10家)。(材料初审完成后4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现场考评。

　　评审专家组对候选企业进行现场考评，形成现场考评报告。(材料评审完成后45个工作日内完成)

　　(六)综合评价。

　　评审专家组根据材料评审和现场考评情况，对候选企业进行综合评价打分，并按得分高低排序，形成综合评价报告，提出推荐获奖企业名单。(现场考评完成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

　　(七)秘书处评估。

　　秘书处根据评审专家组提供的综合评价报告和推荐获奖企业名单，进行全面审核、综合分析和系统评估，提出综合评估报告和建议获奖企业名单，连同评审专家组提交的综合评价报告和推荐获奖企业名单，一并提交评审委员会审议。(综合评价完成后25个工作日内完成)

　　(八)审议公示。

　　评审委员会对秘书处提交的综合评估报告、建议获奖企业名单以及评审专家组提交的综合评价报告、推荐获奖企业名单进行审议，确定获奖初选企业名单，向社会进行为期15天的公示。秘书处负责受理和核查公示期间的投诉并向评审委员会提交书面核查报告。(公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

　　(九)审定报批。

　　评审委员会根据公示情况，审议确定拟获奖企业名单，报请市政府审定后公布。(公示结束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完成)

　　出现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评审程序各工作环节所规定的办理期限。

第六章　奖励及经费

　　第十六条　由市人民政府向获市政府质量奖的企业颁发证书、奖牌，给予每家获奖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

　　第十七条　奖励经费由市财政统一安排，评审经费由市质监局在业务经费中统筹安排。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对弄虚作假、以不正当手段骗取市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由评审委员会提请市政府撤销其市政府质量奖奖项，收回证书、奖牌，追缴奖金，并向社会公告。该企业终身不得参加市政府质量奖的评审。

　　第十九条　获奖企业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评审委员会秘书处提请评审委员会报市政府撤销其市政府质量奖奖项，收回证书、奖牌，并予以曝光。该企业此后连续两届不得申报市政府质量奖。

　　(一)发生重大质量、生产安全、环境污染等事故的；

　　(二)产品质量不稳定，产品经国家级、省、市级质量监督抽查判定为严重不合格的；

　　(三)出口产品经有关部门确认因质量问题造成国家形象和产品信誉受到较大损害的；

　　(四)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被人民法院或政府职能部门判定存在欺诈消费者行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的；

　　(五)发生重大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案件，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严重经营性亏损的；

　　(七)其他违反广州市政府质量奖宗旨原则的重大事项。

　　第二十条　获奖企业有义务宣传、交流其质量管理的成功经验，发挥模范带动作用，推动广大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第二十一条　获奖企业对外宣传时应注明获奖年度。

　　第二十二条　承担市政府质量奖评审任务的机构和人员要严守工作纪律，依法保守企业的商业秘密，公正廉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序进行评审。

　　对在评审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不良影响的机构或个人，取消其评审工作资格，并提请其主管部门或所在工作单位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除本办法规定的市政府质量奖评审机构外，本市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行市政府质量奖的评审活动。

　　第二十四条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可依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相应的质量奖励规定。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相关法律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