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宿州市市直单位政务信息工作人员上挂学习办法（试行）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08:02:55 浏览: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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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宿州市市直单位政务信息工作人员上挂学习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宿州市市直单位政务信息工作人员上挂学习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政务信息工作水平，特别是提高全市信息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使政务信息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广的范围全面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领导决策服务，我办拟试行《宿州市市直单位信息工作人员上挂学习办法》。现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宿州市市直单位政务信息工作人员
上挂学习办法（试行）
一、为进一步加强市政府办公室与市直各单位政务信息工作的相互学习、交流和沟通，进一步畅通渠道，规范流程，提高政务信息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全面提高全市政务信息工作水平，特制订此办法。
二、市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均应安排本单位政务信息工作人员上挂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学习。
三、上挂学习主要内容：
1．政务信息的采集和编辑。
2．向省政府办公厅报送政务信息。
3．编辑市政府办公室《政务信息》、《宿州要情》等政务信息载体。
四、上挂学习时间一般为2至4个工作周，如需延长的，由相关单位办公室提出申请，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根据上挂学习总体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五、上挂学习由各相关单位办公室提前向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内容包括：上挂学习人员姓名、职务、政治面貌，以及上挂学习时间安排建议等。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应根据总体报名情况，区分时段，作出妥善安排，并将安排结果书面通知报名单位。
六、上挂学习人员学习期满，由市政府办公室信息科作出学习鉴定，报市政府办公室审核后由本人转交本单位办公室。
七、本办法自2008年3月1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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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伤害案件中自甘风险与公平责任的适用问题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 邵丹
一、运动伤害案例的发生与解决
2003 年 9 月 6 日 下午 5 时，原告张少龙、被告袁啸与他人在湖南中医学院足球场踢 5 人对 5 人的足球赛。被告袁啸上场后，原告张少龙与湖南中医学院学生杨胡伟坐在球门一侧底线看球。被告袁啸在和他人争球时，将足球踢向球门，但足球击中了原告张少龙的左脸。当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
2003 年 9 月 12 日 ，原告张少龙同时在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诊断结论均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此后，原告张少龙一直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2003 年 10 月 9 日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受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砂子塘派出所委托，对原告张少龙的伤情作出湘司鉴（ 2003 ）第 849 号《司法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伤。 2003 年 10 月 21 日 ，原告张少龙诉请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袁啸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医疗费共计 8 000 元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冲撞、抢夺、扑救、射门是基本的运动行为。在强烈的身体对抗中，很可能出现人身损害的后果，即既有可能被其他参赛者所伤害，也有可能伤害其他参赛者，观众也有可能在足球场这个特定的区域内受到伤害。因此，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自愿参赛或自愿观看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应视为“同意甘冒风险”，只要致害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违反比赛规则，参赛者对引起损害后果就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受害人受到损害应当损失自担。原告张少龙作为成年人，又是足球爱好者，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当知道参加足球活动包括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也就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甘冒风险；并且，原告张少龙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啸具有伤害其身体的恶意或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因此，被告袁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张少龙应自行承担其所受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少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 原告张少龙不服一审判决 , 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足球是人们普遍爱好的体育项目。足球运动本身不存在人身伤亡的危险 , 也不能把观看该项运动视为同意甘冒风险 , 且中医学院体育场不是社会福利公用设施 , 被上诉人擅自闯入足球场 , 是违规行为。足球伤人是一种侵权行为 , 上诉人被被上诉人踢伤是事实 , 故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 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所损失的全部费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 认为：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上诉人张少龙作为成年人 , 又是足球爱好者 , 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 应当知道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 , 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 , 其并未避免能预见的危险，应承担过错责任。但上诉人张少龙被被上诉人袁啸踢伤的事实存在 , 应认为过失过错行为 , 风险应共担。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 , 被上诉人袁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欠妥。据此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 , 判决如下：1、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03) 雨民一初字第 1574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 。 2、张少龙共用去的医疗费 1433.5 元 法医鉴定费 470 元 , 共计 1903.5 元 , 由张少龙与袁啸各承担一半。 [1]
二、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一）自甘风险理论与实践
在英美法上称之为Assumption of Risk，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Negligence）,如何处理，有二种见解。英国法院有认为被告自甘风险时，原告并未违背其注意义务（duty of care）,不成立过失侵权行为。亦有认为被告主张原告自甘风险的抗辩时，得除去过失侵权行为效力。无论采取何者，其结果均属相同，即原告不得请求过失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在英美法上除Assumption of Risk外，尚有Comparative Negligence（比较过失）。由于Assumption of Risk 使原告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过于僵硬，常造成不合理的结果，甚受批评，故法院（尤其是美国法院）常越避Assumption of Risk，而认定系属Comparative Negligence。亦有试图将此二种抗辩融合为一，以利个案适用，发展趋势实值注意。 [2]
在德国法上，自甘风险称为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或Einwilligung in Risiko），实物上见解历经变迁，早期认为是默示合意免除责任，其后解释为被害者的允诺，具阻却违法性。最近则强调此属与有过失问题。 [3]
王泽鉴认为，自甘风险指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的存在，而甘愿冒险而为之。[4] 王利明认为，受害人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结果使自己遭受了损害。[5] 张新宝认为，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是指由于受害人事先明确表明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行为人在其所表示的自愿承担的损害结果的范围内对其实施侵害，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认为应当同时符合四个要件：1.受害人事先明示的真实意思表示。2.行为人主观上的善意。3.不超过同意的范围和限度。4.受害人之同意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 [6]
从上述英美法及德国法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和我国法学家的理解与阐述，可以看到，理论和实践中对“自甘风险”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起初的把它作为被害人的 “同意”、“允诺”，从而使得“自甘风险”成为抗辩的事由，最终使得受害人不能请求赔偿，后注意到此种结果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受到诸多诟病，虽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现在趋向于纳入“与有过失”或者“受害人部分过错”的范围，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当遇到“自甘风险”的情况时，由法院衡量当事人对损害或扩大的原因力，以合理分配其责任。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对 “自甘风险”或者自愿承担危险的免责事由，但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受害人的民事责任。”《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上述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受害人有过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使得较偏重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矫枉过正之嫌。最近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条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至于采用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7] ，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公平责任理论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或“具体的衡平主义（Prinzipderkonkreten Billigkeit）”[8] 在台湾地区侵权法中的衡平责任仅指一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衡平责任，一为雇佣人的衡平责任。[9] 王利明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10] 他认为我国民事侵权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组成的。过错责任是一般原则，严格责任是各种特殊侵权原则，公平责任是弥补过错责任原则不足、补救当事人的原则。[11] 但是很多学者不认同把公平责任作为一个归责原则，杨立新认为，一是《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公平原则是归责原则；二是公平原则调整的范围过于狭小且不属于严格的侵权行为；三是实践中双方都无过错的损害纠纷并非一律使用这个规则。[12] 张新宝也不同意将公平责任原则，一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没有具体对象；三是认识论上的考察。[13]
考量上述观点，对于公平责任是否可以作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分歧比较大，但是最终《侵权行为法》支持了反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的在第6、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第24条认为，公平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和损失分摊的规则，而不是侵权归责依据问题，是按照侵权归责原则，行为人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是侵权损害赔偿原则，不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14] 运用公平责任审理案件中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损害应当是财产性损害和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二是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经济情况。[15]
三、运动侵害案件的自甘风险理论与公平责任法律适用
（一）运动侵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基本选择理念
根据上述对自甘风险理论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自甘风险理论”的通说理论核心是受害人的“有过错”，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本上讲是过错规则原则在原被告双方都有过失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运用“自甘风险”的法律后果也是针对受害人就其过错程度、原因力情况对侵权人的侵害赔偿责任进行相应的减除。因此，在运动致害案件中关键问题是认定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将自己置于风险状态中那么就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对侵害人进行相应的责任减除。法官在行使此项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判断、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并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
根据上述对公平责任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公平责任”的通说理论、立法实践核心是受害人、行为人的“无过错”，让原被告在损害发生时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依据侵权归责原则不构成侵权的前提下实现损害结果承担公平化的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在运用公平责任时，结合王利明的观点[16] ，应当注意1.损失程度与负担能力的结合，2.损害程度与受益情况结合，3.损害程度与受害人情况结合。
（二）运动伤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类型化问题
本文所说适用理论的类型化问题是指哪种类型的运动伤害案件使用什么理论进行分析、裁判的问题。
1.以运动员的身份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职业运动员运动侵害或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或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
（1）在职业体育运动员运动侵害中，不能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而是应当主要依靠非侵权行为补偿体系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救济，作为自甘风险理论和公平责任理论是属于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的途径。
依照王泽鉴的三阶层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的理论[17] ，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分成了：第一层的侵权行为法，第二层的无过失补偿（非侵权行为补偿），第三层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且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段，三个层次基本上由倒金子型转为平方型（平衡型）进而转向金字塔型。
而我认为，此种理论在运动伤害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有高度商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职业运动中，解决职业运动员的侵害案件中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体系和无过失补偿制度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侵害事由的发生基于其职业的特征，职业运动员把运动训练和比赛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训练和比赛是其工作内容，运动员与其所在的运动组织、机构、俱乐部是一种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侵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侵害在性质上应当类比因工伤害或受伤，因其伤害他人或者受他人伤害应当由其所在的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
其次，根据职业运动特点及惯例，除非故意地以伤害对方身体至其伤残为目的的行为应当依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或者以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其他在职业运动过程中的伤害或者被伤害事件中通常都是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损害补偿、赔偿；
再次，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规定，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举行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18] 。在我国，体育长期以来是“举国体制”，运动员伤、残、病都由国家负责，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商业保险，运动员也养成了一种“依靠”思想。而随着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组织、运动员都不断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自己为自身的安全保障负责。由于有关体育组织、运动员及广大普通体育健身者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因此缺乏主动投保的积极性。[19] 我国现有的关于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存在如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等问题。另外，并没有专门的对体育主办方、组织者、体校学生保险的规定。[20] 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险种有：运动员伤残和死亡保险、公众责任险、财产险等，其他的国际上较常见的有关重大赛事的保险，如“赛事取消保险”、“电视转播取消保险”、“俱乐部降级保险”、“赞助取消保险”、其他财务风险保险等，在国内还是空白。[21] 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现状和保险险种设置以及各组织、机构、俱乐部的投保现状完全可以涵摄职业运动中损害赔偿问题；
最后，在职业体育运动中，可以由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诉讼解决机制并非唯一的途径，并且具有其他解决途径优先适用的趋势。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运动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作为外部救济手段的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运动职业化进程的发展和商业化运作的正当化、规范化，利用行业内部救济途径、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伤害问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2）在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中，我们这里讲的有组织运动是区别于职业运动员的组织活动，较常见的是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组织、机构等（以下简称“供职组织”）的职员、员工、成员在其组织、协调下进行的团体性比赛、联谊、聚会中的运动过程中，个体运动员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相应的训练、活动、比赛，而是有一定的代表其所在“供职组织”的性质前提下发生的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情况。在此种情况，我认为可以运用 “自甘风险”理论，但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承担风险主体应当是具有组织作用和地位的“供职组织”，由于其运动员是为其“供职组织”的利益进行体育运动，其进入这种体育风险状态的原因是由于维护并考量后的结果，应当由“供职组织”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限于所实施运动种类的类型，较为高对抗、难度、受伤害机率较大的运动，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越大，对抗程度、难度、受伤机率较小，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较小，超过其风险范围内的超出部分伤害结果应当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伤害如果是由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蓄意伤害而实施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民事侵权责任或者依据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
（3）在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中，可以充分利用两种理论来解决相关问题，如果从事的运动项目是激烈程度较高、身体对抗性较强的运动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但是其风险程度也视运动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抗性、激烈程度较小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小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大的赔偿份额；对抗性大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大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小的赔偿份额。但是对于侵害行为基本上属于偶发事件的基本上属于低风险、低对抗性运动中的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损害案件，不能通过“自甘风险”理论来解决问题，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综合考量双方的经济条件和损害的程度。
2.以业余运动的激烈程度、身体对抗性、强度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业余运动侵害划分为高风险性运动侵害、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低风险性运动伤害。
（1）在高风险性运动伤害中，高风险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比较激烈、具有很强的身体对抗性、甚至运动本身就是鼓励一种符合规则的“暴力”，比如拳击、击剑、摔跤、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在此类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类运动就意味着伤害到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伤害都应当由双方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自己参加此项高危险运动的相应后果，但是不能违反规则，如违反规则引起的伤害则不在“风险”涵摄内容中，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予以违法性阻却，行为人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照侵权法理论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在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一般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的一般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项运动就意味着有一定可能性会伤害到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到，比如棒球、垒球、篮球、足球、排球、手球等运动，但是此类运动所涵摄的“风险”要明显小于高风险类运动，机率也明显低于高风险类运动，因此参加此项运动的运动员所承担的风险要略低，对侵害人的风险要求较高，对受害人的风险要求较低，而且“风险”只涵盖在规则允许情况下所导致的损害，超过“风险”程度的重大伤害的超出部分应当由侵害人承担，由于违反规则导致的伤害由于不为“风险”所涵摄，因此违反规则的伤害只能由侵害人承担。
（3）在低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低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轻微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如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运动，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即使以理性人的角度也不会预见到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后果，伤害发生的机率、程度都是比较小的，在从事此项运动中发生伤害是一种低概率事件，因此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就不具有合理性，从事此类运动不能视为是进入了一定“风险”范围。在此类损害发生后，只能根据公平责任来衡平双方利益，对损失进行合理分摊。但是在运用此项公平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对损害的性质进行划定，对于财产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可以归入损失费用，由双方分担损失。非财产性损害中的精神损害则不能提出依此公平责任进行分担。
第二、应当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必要经济支出、应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的经济负担。法院可以考量双方经济条件和能力将损失在两方之间进行分摊，也可以在进行考量双方财产状况对比、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裁定由一方承担所有损失。如果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好于或等于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更多的经济损失。由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时应考的主要是：（1）当受害人因损害发生造成经济条件严重恶化时，可考虑由经济条件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2）当行为人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时，可以考虑有经济状况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3）当损失显著轻微时，可以考虑由受害人承担；（4）如果受害人已经通过保险分散了部分风险，那在分担损失时，可以酌情让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22]
3. 以受害人是否业余运动员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对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或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
（1）在对业余运动员侵害中，由于业余运动员是运动的参加者，对于所参加运动的类型、激烈程度、对抗程度、风险程度有最为直接的了解，而且对于该运动的风险大小、可能发生的损害他人、被他人损害的可能性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根据“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衡量，使得受害人在“风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受侵害风险，侵害人在“风险”范围内免除相应的侵害责任，但是此种“风险”应当是运动中的合理冲撞、规则允许的身体接触所导致的伤害，而不能是违反规则的身体伤害或者以故意给他人身体带来伤害的故意报复，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来减轻或免除相应责任。
（2）在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中，由于其他人员也分成与运动相关的人员和与运动无关人员两类，因此，适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区别。与比赛相关的裁判人员等，属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应当与运动员一样承担与运动类型相匹配的相应程度的“风险”。而与运动无关的人员就不能适用“自甘风险”理论，例如，在一个开放的运动场内，跑道上有人在散步或者慢跑，操场上有自行组织的人员进行足球运动，在一方前锋进行射门时，将球射偏，打在跑道的散步或慢跑人员的脸上，造成眼睛视网膜脱落，那么就不应当适用“自甘风险”理论，而是运用公平责任进行损害分担。正如合同领域的“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甘风险”也应当有其限定范围，在其限定的与此项运动有关的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超过了此范围“自甘风险”理论就失去了适用的合理性，只能是根据双方均无过错的事实，运用“公平责任”比较双方的经济实力、条件和损失的大小进行衡量，以合理分摊伤害所带来的损失。
（三）前述案例适用理论分析
利用上述的两种理论运用类型化分析的结论，案例中的伤害为业余运动中运动员对参观比赛人员的伤害问题，应当运用“自甘风险”理论进行分析判断。总的原则为参观比赛人员应当是与比赛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况且其观看比赛的地点是球门旁边，“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因此法院可以判令侵害人承担少量的责任。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十三届第三十六号）
《宁波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批准，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4月9日
宁波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
（2011年12月27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2012年3月31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满足市民对学前教育的需求，提高保育教育质量，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是指学前教育机构对学龄前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机构，是指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保育和教育的幼儿园。
第三条 发展学前教育是政府、社会、家庭和学前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应当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构建覆盖城乡、均衡发展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工作的领导，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并建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统筹和协调。
市和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工作。
发展和改革、城乡规划、建设、卫生、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民政、公安、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和妇联、残联等单位，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学前教育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当提高公办幼儿园比例，积极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举办各类学前教育机构或者以各种形式捐助支持学前教育事业。
民办幼儿园在审批登记、分类定级、评估指导、教师培训、职称评定、资格认定、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幼儿园具有同等地位。
本条例所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面向大众，以非营利为目的，享受公共财政资助并参照公办幼儿园保育费标准收费的民办幼儿园。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由市和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龄前儿童的数量分布、流动趋势和保育教育需求状况，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有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应当落实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的内容。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合理布局并适时调整学前教育机构的规模和标准，为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提供便利。
第七条 开发建设城镇住宅小区时，应当根据规划条件，以教育用地划拨或者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要求安排学前教育建设用地，配套建设学前教育设施。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的要求，及时移交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第八条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或者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配套学前教育设施的用途。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求。
第九条 学前教育布点不足的已建成住宅小区，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进行统筹安排，置换、改造为学前教育设施。
第十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学前教育机构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优先建设、加快发展。
镇（乡）、街道应当至少建成一所公办幼儿园，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适当增加办园数量。
第三章 设立与审批
第十一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符合本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和布局专项规划，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章程和规范的名称；
（二）有符合规定的场所、配套设施和从业人员；
（三）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举办者应当向举办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举办者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二）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
（三）拟聘用人员的资格证明、健康证明；
（四）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场所权属证明和经费来源证明；
（五）办学场所建筑质量检测合格证明，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或者消防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
（六）餐饮服务许可证明和卫生保健合格意见；
（七）联合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应当提交联合举办的协议；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筹设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筹设手续。
第十三条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核发办学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学前教育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
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和未办理登记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到原审批机关、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学前教育机构增设分园的，应当按照新设立学前教育机构的规定办理许可手续，并实行属地管理。
学前教育机构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妥善安置在园儿童，由原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并由原登记机关注销登记。
第四章 保育与教育
第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儿童，关注个体差异，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注重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的教育，保育教育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第十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招生应当公开进行。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计划应当经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定，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班额。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方案应当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招生范围进行指导和监督。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并在发布前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学前教育机构招生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查。
第十七条 学龄前儿童入园应当经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合格，查验儿童预防接种证后办理入园手续。
第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健全组织机构，建立和完善保育教育管理、卫生保健、食品安全、安全管理、财务管理、课程管理、人事管理、档案管理、家园联系等制度。
第十九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尊重、爱护儿童，不得对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二十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课程设置应当符合有关规定。课程内容应当密切联系儿童生活，注重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
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活动，应当避免小学化倾向。
第二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儿童的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一日生活制度，进行晨检及全日健康观察，做好常见病的预防和处理。
学前教育机构设有食堂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要求。
第二十二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按照规定配备保安人员和相应的安全设施。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和在园儿童的公共安全教育，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学前教育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共同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得瞒报、延报和漏报。
第二十三条 鼓励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村（居）民委员会合作，面向公众开展多种形式的保育教育知识宣传、指导等服务。
第五章 从业人员的资格与权利
第二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园长、专任教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营养员、炊事员和保安员等。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或者取得相应的职业证书。
第二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第二十六条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分别对学前教育机构教师、卫生保健人员按照规定实行注册登记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依法保障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非在编教师，其人均年收入应当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一点五倍以上。
学前教育机构聘用的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非在编教师，可以按照规定参加事业单位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二十八条 市和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学前教育机构教师业务培训、专业发展、工资保障、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以及有序流动制度，对学前教育机构教师和保育员定期实施免费培训，提高学前教育保育教育队伍整体素质。
第二十九条 鼓励城镇优质学前教育机构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结对帮扶。
鼓励城镇学前教育机构骨干教师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支教。支教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评优评先等，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第六章 扶持与保障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县（市）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当不低于百分之八，不举办高中的区不低于百分之十二。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公办幼儿园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照当地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的一定比例拨付经费，并逐步提高。
第三十一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新建、改建、扩建学前教育机构的补助、学前教育机构支出的非在编教师工资和社会保险的补助以及其他有关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经费资助。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应当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
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学前教育机构，按照中小学用地和建设的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学前教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照居民生活用水、电、气的价格标准执行。
第三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鼓励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积极推广集团化、连锁化等办学模式，鼓励优质学前教育机构举办分园或者合作办园。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学前教育工作，保障其享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
第三十六条 社会机构和组织应当支持和配合以学前教育机构在园儿童为对象的社会活动。
青少年宫、科技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以及电影院、动物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学前教育机构在园儿童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七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及其布局专项规划的制定与落实、经费的投入与使用、等级评定、卫生保健、保育教育质量、管理水平、从业人员待遇、安全保卫等事项进行督导，并纳入年度教育工作督导考核范围。
第三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前教育机构分级管理制度，对其基本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开展专项督查，促进保育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对评估不合格的，根据不同情况责令其限期整改、降低等级、停止招生或者停止办学。
第三十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定期对学前教育机构的食品安全、建筑及设施设备安全、消防安全、疾病防控及其周边交通秩序、治安秩序、经营秩序等开展专项检查和整治。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学前教育教学研究和交流，指导学前教育机构开展科学保育教育，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第四十一条 公办幼儿园的保育费实行政府定价，按照等级收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市和县（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教育部门制定。
民办幼儿园按照办学成本，合理确定保育费标准，在实施前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育费参照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收取，逐步实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质价统一的收费机制。
学前教育机构为在园儿童提供伙食的，可以收取伙食费。
第四十二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通过公示栏、公示牌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等相关内容。
学前教育机构收费应当根据单位性质分别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或者地税部门监制的普通发票，收费收入分别纳入财政专户、单位财务管理。
学前教育机构收取的儿童伙食费应当全部用于在园儿童伙食，不得克扣、侵占，并建立专门账户，每月向家长公开账目。
第四十三条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收取与学龄前儿童入园挂钩的赞助费，也不得占用正常保育教育活动时间举办兴趣班、实验班并收取额外费用。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组织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
第四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建立由学前教育机构代表、家长代表等参加的家长委员会，及时讨论、协商、通报与保育教育活动相关的重大事项。家长委员会有权对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教育活动实施监督。家长委员会可以吸收村（居）民委员会代表和其他社会人士参与。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理。
第四十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提请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取缔，并妥善安置在园儿童。
第四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教育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者安全标准，危害儿童生命安全或者身体健康的；
（二）保育教育的内容、方法违背儿童成长规律，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
（三）组织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的。
第四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不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补助的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定责令退还已拨付的款项，并在两年内不予拨付同类专项资金，取消其当年获得补助与奖励的资格。
第四十九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学前教育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一庭 邵丹
一、运动伤害案例的发生与解决
2003 年 9 月 6 日 下午 5 时，原告张少龙、被告袁啸与他人在湖南中医学院足球场踢 5 人对 5 人的足球赛。被告袁啸上场后，原告张少龙与湖南中医学院学生杨胡伟坐在球门一侧底线看球。被告袁啸在和他人争球时，将足球踢向球门，但足球击中了原告张少龙的左脸。当时，双方没有发生争执。
2003 年 9 月 12 日 ，原告张少龙同时在湖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诊断结论均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此后，原告张少龙一直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2003 年 10 月 9 日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受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砂子塘派出所委托，对原告张少龙的伤情作出湘司鉴（ 2003 ）第 849 号《司法医学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伤。 2003 年 10 月 21 日 ，原告张少龙诉请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袁啸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医疗费共计 8 000 元整。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冲撞、抢夺、扑救、射门是基本的运动行为。在强烈的身体对抗中，很可能出现人身损害的后果，即既有可能被其他参赛者所伤害，也有可能伤害其他参赛者，观众也有可能在足球场这个特定的区域内受到伤害。因此，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自愿参赛或自愿观看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应视为“同意甘冒风险”，只要致害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违反比赛规则，参赛者对引起损害后果就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受害人受到损害应当损失自担。原告张少龙作为成年人，又是足球爱好者，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当知道参加足球活动包括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也就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甘冒风险；并且，原告张少龙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啸具有伤害其身体的恶意或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因此，被告袁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张少龙应自行承担其所受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少龙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 原告张少龙不服一审判决 , 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足球是人们普遍爱好的体育项目。足球运动本身不存在人身伤亡的危险 , 也不能把观看该项运动视为同意甘冒风险 , 且中医学院体育场不是社会福利公用设施 , 被上诉人擅自闯入足球场 , 是违规行为。足球伤人是一种侵权行为 , 上诉人被被上诉人踢伤是事实 , 故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 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所损失的全部费用。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 认为：参赛者和观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上诉人张少龙作为成年人 , 又是足球爱好者 , 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 , 应当知道在足球场内观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 , 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 , 其并未避免能预见的危险，应承担过错责任。但上诉人张少龙被被上诉人袁啸踢伤的事实存在 , 应认为过失过错行为 , 风险应共担。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 , 被上诉人袁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欠妥。据此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 , 判决如下：1、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2003) 雨民一初字第 1574 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 。 2、张少龙共用去的医疗费 1433.5 元 法医鉴定费 470 元 , 共计 1903.5 元 , 由张少龙与袁啸各承担一半。 [1]
二、案例引发的理论思考
（一）自甘风险理论与实践
在英美法上称之为Assumption of Risk，主要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Negligence）,如何处理，有二种见解。英国法院有认为被告自甘风险时，原告并未违背其注意义务（duty of care）,不成立过失侵权行为。亦有认为被告主张原告自甘风险的抗辩时，得除去过失侵权行为效力。无论采取何者，其结果均属相同，即原告不得请求过失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在英美法上除Assumption of Risk外，尚有Comparative Negligence（比较过失）。由于Assumption of Risk 使原告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过于僵硬，常造成不合理的结果，甚受批评，故法院（尤其是美国法院）常越避Assumption of Risk，而认定系属Comparative Negligence。亦有试图将此二种抗辩融合为一，以利个案适用，发展趋势实值注意。 [2]
在德国法上，自甘风险称为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或Einwilligung in Risiko），实物上见解历经变迁，早期认为是默示合意免除责任，其后解释为被害者的允诺，具阻却违法性。最近则强调此属与有过失问题。 [3]
王泽鉴认为，自甘风险指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的存在，而甘愿冒险而为之。[4] 王利明认为，受害人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种风险的存在，或者明知将遭受某种风险，却依然冒险行事，结果使自己遭受了损害。[5] 张新宝认为，受害人同意作为一种正当理由的抗辩，是指由于受害人事先明确表明自愿承担某种损害结果，行为人在其所表示的自愿承担的损害结果的范围内对其实施侵害，不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认为应当同时符合四个要件：1.受害人事先明示的真实意思表示。2.行为人主观上的善意。3.不超过同意的范围和限度。4.受害人之同意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 [6]
从上述英美法及德国法的理论与实务发展和我国法学家的理解与阐述，可以看到，理论和实践中对“自甘风险”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起初的把它作为被害人的 “同意”、“允诺”，从而使得“自甘风险”成为抗辩的事由，最终使得受害人不能请求赔偿，后注意到此种结果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受到诸多诟病，虽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现在趋向于纳入“与有过失”或者“受害人部分过错”的范围，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当遇到“自甘风险”的情况时，由法院衡量当事人对损害或扩大的原因力，以合理分配其责任。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对 “自甘风险”或者自愿承担危险的免责事由，但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受害人的民事责任。”《人身损害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上述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受害人有过错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使得较偏重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矫枉过正之嫌。最近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条规定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至于采用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7] ，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公平责任理论
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或“具体的衡平主义（Prinzipderkonkreten Billigkeit）”[8] 在台湾地区侵权法中的衡平责任仅指一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衡平责任，一为雇佣人的衡平责任。[9] 王利明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10] 他认为我国民事侵权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组成的。过错责任是一般原则，严格责任是各种特殊侵权原则，公平责任是弥补过错责任原则不足、补救当事人的原则。[11] 但是很多学者不认同把公平责任作为一个归责原则，杨立新认为，一是《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公平原则是归责原则；二是公平原则调整的范围过于狭小且不属于严格的侵权行为；三是实践中双方都无过错的损害纠纷并非一律使用这个规则。[12] 张新宝也不同意将公平责任原则，一是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没有具体对象；三是认识论上的考察。[13]
考量上述观点，对于公平责任是否可以作为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分歧比较大，但是最终《侵权行为法》支持了反方的观点，旗帜鲜明的在第6、7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第24条认为，公平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和损失分摊的规则，而不是侵权归责依据问题，是按照侵权归责原则，行为人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是侵权损害赔偿原则，不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14] 运用公平责任审理案件中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损害应当是财产性损害和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二是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经济情况。[15]
三、运动侵害案件的自甘风险理论与公平责任法律适用
（一）运动侵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基本选择理念
根据上述对自甘风险理论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自甘风险理论”的通说理论核心是受害人的“有过错”，让原被告根据其在导致损害所承担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本上讲是过错规则原则在原被告双方都有过失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运用“自甘风险”的法律后果也是针对受害人就其过错程度、原因力情况对侵权人的侵害赔偿责任进行相应的减除。因此，在运动致害案件中关键问题是认定受害人是否有过错，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将自己置于风险状态中那么就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对侵害人进行相应的责任减除。法官在行使此项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判断、权衡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并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比较原因力说、比较过错说、还是折衷说。
根据上述对公平责任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对于“公平责任”的通说理论、立法实践核心是受害人、行为人的“无过错”，让原被告在损害发生时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依据侵权归责原则不构成侵权的前提下实现损害结果承担公平化的一种侵权损害赔偿的形态。受害人的损失按照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在运用公平责任时，结合王利明的观点[16] ，应当注意1.损失程度与负担能力的结合，2.损害程度与受益情况结合，3.损害程度与受害人情况结合。
（二）运动伤害案件中适用两种理论的类型化问题
本文所说适用理论的类型化问题是指哪种类型的运动伤害案件使用什么理论进行分析、裁判的问题。
1.以运动员的身份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职业运动员运动侵害或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或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
（1）在职业体育运动员运动侵害中，不能仅仅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而是应当主要依靠非侵权行为补偿体系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救济，作为自甘风险理论和公平责任理论是属于依靠侵权责任法来救济的途径。
依照王泽鉴的三阶层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的理论[17] ，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分成了：第一层的侵权行为法，第二层的无过失补偿（非侵权行为补偿），第三层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且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段，三个层次基本上由倒金子型转为平方型（平衡型）进而转向金字塔型。
而我认为，此种理论在运动伤害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有高度商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职业运动中，解决职业运动员的侵害案件中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体系和无过失补偿制度来解决损害补偿问题。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侵害事由的发生基于其职业的特征，职业运动员把运动训练和比赛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训练和比赛是其工作内容，运动员与其所在的运动组织、机构、俱乐部是一种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其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侵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侵害在性质上应当类比因工伤害或受伤，因其伤害他人或者受他人伤害应当由其所在的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补偿、赔偿责任；
其次，根据职业运动特点及惯例，除非故意地以伤害对方身体至其伤残为目的的行为应当依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或者以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其他在职业运动过程中的伤害或者被伤害事件中通常都是组织、机构、俱乐部承担相应的损害补偿、赔偿；
再次，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规定，俱乐部、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举行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运动员、教练、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18] 。在我国，体育长期以来是“举国体制”，运动员伤、残、病都由国家负责，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商业保险，运动员也养成了一种“依靠”思想。而随着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组织、运动员都不断变成市场经济中的一员，需要自己为自身的安全保障负责。由于有关体育组织、运动员及广大普通体育健身者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因此缺乏主动投保的积极性。[19] 我国现有的关于体育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等，存在如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等问题。另外，并没有专门的对体育主办方、组织者、体校学生保险的规定。[20] 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险种有：运动员伤残和死亡保险、公众责任险、财产险等，其他的国际上较常见的有关重大赛事的保险，如“赛事取消保险”、“电视转播取消保险”、“俱乐部降级保险”、“赞助取消保险”、其他财务风险保险等，在国内还是空白。[21] 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现状和保险险种设置以及各组织、机构、俱乐部的投保现状完全可以涵摄职业运动中损害赔偿问题；
最后，在职业体育运动中，可以由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诉讼解决机制并非唯一的途径，并且具有其他解决途径优先适用的趋势。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运动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作为外部救济手段的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随着我国运动职业化进程的发展和商业化运作的正当化、规范化，利用行业内部救济途径、调解、仲裁、诉讼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职业运动员的运动伤害问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2）在有组织运动员运动侵害中，我们这里讲的有组织运动是区别于职业运动员的组织活动，较常见的是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组织、机构等（以下简称“供职组织”）的职员、员工、成员在其组织、协调下进行的团体性比赛、联谊、聚会中的运动过程中，个体运动员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相应的训练、活动、比赛，而是有一定的代表其所在“供职组织”的性质前提下发生的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情况。在此种情况，我认为可以运用 “自甘风险”理论，但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承担风险主体应当是具有组织作用和地位的“供职组织”，由于其运动员是为其“供职组织”的利益进行体育运动，其进入这种体育风险状态的原因是由于维护并考量后的结果，应当由“供职组织”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限于所实施运动种类的类型，较为高对抗、难度、受伤害机率较大的运动，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越大，对抗程度、难度、受伤机率较小，则“供职组织”承担的风险较小，超过其风险范围内的超出部分伤害结果应当由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伤害如果是由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蓄意伤害而实施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过错原则追究民事侵权责任或者依据刑法的故意伤害理论追究其刑事责任。
（3）在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中，可以充分利用两种理论来解决相关问题，如果从事的运动项目是激烈程度较高、身体对抗性较强的运动可以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但是其风险程度也视运动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抗性、激烈程度较小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小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大的赔偿份额；对抗性大的运动，运动员承担较大的风险，侵权人应当承担较小的赔偿份额。但是对于侵害行为基本上属于偶发事件的基本上属于低风险、低对抗性运动中的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损害案件，不能通过“自甘风险”理论来解决问题，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综合考量双方的经济条件和损害的程度。
2.以业余运动的激烈程度、身体对抗性、强度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业余运动侵害划分为高风险性运动侵害、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低风险性运动伤害。
（1）在高风险性运动伤害中，高风险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比较激烈、具有很强的身体对抗性、甚至运动本身就是鼓励一种符合规则的“暴力”，比如拳击、击剑、摔跤、柔道、跆拳道等运动，在此类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类运动就意味着伤害到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伤害都应当由双方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承担自己参加此项高危险运动的相应后果，但是不能违反规则，如违反规则引起的伤害则不在“风险”涵摄内容中，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予以违法性阻却，行为人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照侵权法理论的过错责任原则追究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在一般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一般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就应当以理性人能够认识到的一般侵害后果的角度认识到，参加此项运动就意味着有一定可能性会伤害到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到，比如棒球、垒球、篮球、足球、排球、手球等运动，但是此类运动所涵摄的“风险”要明显小于高风险类运动，机率也明显低于高风险类运动，因此参加此项运动的运动员所承担的风险要略低，对侵害人的风险要求较高，对受害人的风险要求较低，而且“风险”只涵盖在规则允许情况下所导致的损害，超过“风险”程度的重大伤害的超出部分应当由侵害人承担，由于违反规则导致的伤害由于不为“风险”所涵摄，因此违反规则的伤害只能由侵害人承担。
（3）在低风险性运动伤害中，低风险是指在运动过程中具有轻微的身体对抗性、激烈性，如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运动，在此项运动中业余运动员在运动开始之初即使以理性人的角度也不会预见到伤害他人或者被他人伤害的后果，伤害发生的机率、程度都是比较小的，在从事此项运动中发生伤害是一种低概率事件，因此运用“自甘风险”理论就不具有合理性，从事此类运动不能视为是进入了一定“风险”范围。在此类损害发生后，只能根据公平责任来衡平双方利益，对损失进行合理分摊。但是在运用此项公平责任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对损害的性质进行划定，对于财产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中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可以归入损失费用，由双方分担损失。非财产性损害中的精神损害则不能提出依此公平责任进行分担。
第二、应当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必要经济支出、应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的经济负担。法院可以考量双方经济条件和能力将损失在两方之间进行分摊，也可以在进行考量双方财产状况对比、损失大小等因素的基础上，裁定由一方承担所有损失。如果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好于或等于受害人的经济状况，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更多的经济损失。由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时应考的主要是：（1）当受害人因损害发生造成经济条件严重恶化时，可考虑由经济条件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2）当行为人自身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时，可以考虑有经济状况较好的承担全部损失；（3）当损失显著轻微时，可以考虑由受害人承担；（4）如果受害人已经通过保险分散了部分风险，那在分担损失时，可以酌情让受害人承担更多损失。[22]
3. 以受害人是否业余运动员为划分标准
以此划分标准可以将运动侵害划分为对业余运动员运动侵害或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
（1）在对业余运动员侵害中，由于业余运动员是运动的参加者，对于所参加运动的类型、激烈程度、对抗程度、风险程度有最为直接的了解，而且对于该运动的风险大小、可能发生的损害他人、被他人损害的可能性有较为直观的了解，根据“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衡量，使得受害人在“风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受侵害风险，侵害人在“风险”范围内免除相应的侵害责任，但是此种“风险”应当是运动中的合理冲撞、规则允许的身体接触所导致的伤害，而不能是违反规则的身体伤害或者以故意给他人身体带来伤害的故意报复，不能运用“自甘风险”理论来减轻或免除相应责任。
（2）在对其他人员运动侵害中，由于其他人员也分成与运动相关的人员和与运动无关人员两类，因此，适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区别。与比赛相关的裁判人员等，属于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应当与运动员一样承担与运动类型相匹配的相应程度的“风险”。而与运动无关的人员就不能适用“自甘风险”理论，例如，在一个开放的运动场内，跑道上有人在散步或者慢跑，操场上有自行组织的人员进行足球运动，在一方前锋进行射门时，将球射偏，打在跑道的散步或慢跑人员的脸上，造成眼睛视网膜脱落，那么就不应当适用“自甘风险”理论，而是运用公平责任进行损害分担。正如合同领域的“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甘风险”也应当有其限定范围，在其限定的与此项运动有关的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超过了此范围“自甘风险”理论就失去了适用的合理性，只能是根据双方均无过错的事实，运用“公平责任”比较双方的经济实力、条件和损失的大小进行衡量，以合理分摊伤害所带来的损失。
（三）前述案例适用理论分析
利用上述的两种理论运用类型化分析的结论，案例中的伤害为业余运动中运动员对参观比赛人员的伤害问题，应当运用“自甘风险”理论进行分析判断。总的原则为参观比赛人员应当是与比赛有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况且其观看比赛的地点是球门旁边，“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因此法院可以判令侵害人承担少量的责任。
宁波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十三届第三十六号）
《宁波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批准，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4月9日
宁波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
（2011年12月27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2012年3月31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满足市民对学前教育的需求，提高保育教育质量，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是指学前教育机构对学龄前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机构，是指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保育和教育的幼儿园。
第三条 发展学前教育是政府、社会、家庭和学前教育机构的共同责任，应当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构建覆盖城乡、均衡发展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工作的领导，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并建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统筹和协调。
市和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工作。
发展和改革、城乡规划、建设、卫生、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民政、公安、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和妇联、残联等单位，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学前教育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当提高公办幼儿园比例，积极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举办各类学前教育机构或者以各种形式捐助支持学前教育事业。
民办幼儿园在审批登记、分类定级、评估指导、教师培训、职称评定、资格认定、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幼儿园具有同等地位。
本条例所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面向大众，以非营利为目的，享受公共财政资助并参照公办幼儿园保育费标准收费的民办幼儿园。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由市和县（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龄前儿童的数量分布、流动趋势和保育教育需求状况，会同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有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应当落实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的内容。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学前教育布局专项规划，合理布局并适时调整学前教育机构的规模和标准，为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提供便利。
第七条 开发建设城镇住宅小区时，应当根据规划条件，以教育用地划拨或者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要求安排学前教育建设用地，配套建设学前教育设施。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的要求，及时移交给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第八条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或者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配套学前教育设施的用途。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求。
第九条 学前教育布点不足的已建成住宅小区，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进行统筹安排，置换、改造为学前教育设施。
第十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学前教育机构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优先建设、加快发展。
镇（乡）、街道应当至少建成一所公办幼儿园，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适当增加办园数量。
第三章 设立与审批
第十一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符合本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和布局专项规划，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章程和规范的名称；
（二）有符合规定的场所、配套设施和从业人员；
（三）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举办学前教育机构，举办者应当向举办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举办者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二）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章程；
（三）拟聘用人员的资格证明、健康证明；
（四）拟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场所权属证明和经费来源证明；
（五）办学场所建筑质量检测合格证明，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或者消防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
（六）餐饮服务许可证明和卫生保健合格意见；
（七）联合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应当提交联合举办的协议；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筹设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筹设手续。
第十三条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核发办学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学前教育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
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和未办理登记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学前教育机构。
第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到原审批机关、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学前教育机构增设分园的，应当按照新设立学前教育机构的规定办理许可手续，并实行属地管理。
学前教育机构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妥善安置在园儿童，由原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并由原登记机关注销登记。
第四章 保育与教育
第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儿童，关注个体差异，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注重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的教育，保育教育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第十六条 学前教育机构招生应当公开进行。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计划应当经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定，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班额。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方案应当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招生范围进行指导和监督。
学前教育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并在发布前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学前教育机构招生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查。
第十七条 学龄前儿童入园应当经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合格，查验儿童预防接种证后办理入园手续。
第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健全组织机构，建立和完善保育教育管理、卫生保健、食品安全、安全管理、财务管理、课程管理、人事管理、档案管理、家园联系等制度。
第十九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尊重、爱护儿童，不得对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二十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课程设置应当符合有关规定。课程内容应当密切联系儿童生活，注重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
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活动，应当避免小学化倾向。
第二十一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儿童的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一日生活制度，进行晨检及全日健康观察，做好常见病的预防和处理。
学前教育机构设有食堂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要求。
第二十二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按照规定配备保安人员和相应的安全设施。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和在园儿童的公共安全教育，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学前教育机构所在地公安机关、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共同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学前教育机构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报告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得瞒报、延报和漏报。
第二十三条 鼓励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村（居）民委员会合作，面向公众开展多种形式的保育教育知识宣传、指导等服务。
第五章 从业人员的资格与权利
第二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包括园长、专任教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营养员、炊事员和保安员等。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或者取得相应的职业证书。
第二十五条 学前教育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第二十六条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分别对学前教育机构教师、卫生保健人员按照规定实行注册登记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依法保障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非在编教师，其人均年收入应当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一点五倍以上。
学前教育机构聘用的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非在编教师，可以按照规定参加事业单位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二十八条 市和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学前教育机构教师业务培训、专业发展、工资保障、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以及有序流动制度，对学前教育机构教师和保育员定期实施免费培训，提高学前教育保育教育队伍整体素质。
第二十九条 鼓励城镇优质学前教育机构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结对帮扶。
鼓励城镇学前教育机构骨干教师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支教。支教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评优评先等，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第六章 扶持与保障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县（市）区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当不低于百分之八，不举办高中的区不低于百分之十二。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公办幼儿园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照当地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的一定比例拨付经费，并逐步提高。
第三十一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新建、改建、扩建学前教育机构的补助、学前教育机构支出的非在编教师工资和社会保险的补助以及其他有关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经费资助。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应当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
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学前教育机构，按照中小学用地和建设的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学前教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照居民生活用水、电、气的价格标准执行。
第三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学前教育事业，鼓励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积极推广集团化、连锁化等办学模式，鼓励优质学前教育机构举办分园或者合作办园。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学前教育工作，保障其享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
第三十六条 社会机构和组织应当支持和配合以学前教育机构在园儿童为对象的社会活动。
青少年宫、科技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以及电影院、动物园等场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学前教育机构在园儿童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第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七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及其布局专项规划的制定与落实、经费的投入与使用、等级评定、卫生保健、保育教育质量、管理水平、从业人员待遇、安全保卫等事项进行督导，并纳入年度教育工作督导考核范围。
第三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前教育机构分级管理制度，对其基本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开展专项督查，促进保育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对评估不合格的，根据不同情况责令其限期整改、降低等级、停止招生或者停止办学。
第三十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定期对学前教育机构的食品安全、建筑及设施设备安全、消防安全、疾病防控及其周边交通秩序、治安秩序、经营秩序等开展专项检查和整治。
第四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学前教育教学研究和交流，指导学前教育机构开展科学保育教育，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第四十一条 公办幼儿园的保育费实行政府定价，按照等级收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市和县（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教育部门制定。
民办幼儿园按照办学成本，合理确定保育费标准，在实施前报价格主管部门备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保育费参照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收取，逐步实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质价统一的收费机制。
学前教育机构为在园儿童提供伙食的，可以收取伙食费。
第四十二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通过公示栏、公示牌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等相关内容。
学前教育机构收费应当根据单位性质分别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或者地税部门监制的普通发票，收费收入分别纳入财政专户、单位财务管理。
学前教育机构收取的儿童伙食费应当全部用于在园儿童伙食，不得克扣、侵占，并建立专门账户，每月向家长公开账目。
第四十三条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收取与学龄前儿童入园挂钩的赞助费，也不得占用正常保育教育活动时间举办兴趣班、实验班并收取额外费用。
学前教育机构不得组织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
第四十四条 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建立由学前教育机构代表、家长代表等参加的家长委员会，及时讨论、协商、通报与保育教育活动相关的重大事项。家长委员会有权对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教育活动实施监督。家长委员会可以吸收村（居）民委员会代表和其他社会人士参与。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理。
第四十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提请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取缔，并妥善安置在园儿童。
第四十七条 学前教育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教育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者安全标准，危害儿童生命安全或者身体健康的；
（二）保育教育的内容、方法违背儿童成长规律，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
（三）组织儿童参加商业性活动的。
第四十八条 学前教育机构不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补助的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定责令退还已拨付的款项，并在两年内不予拨付同类专项资金，取消其当年获得补助与奖励的资格。
第四十九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学前教育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