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废旧物资增值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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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废旧物资增值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废旧物资增值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5]544号
2005-05-27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为加强废旧物资增值税抵扣的管理，堵塞税收漏洞，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和使用废旧物资生产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4〕60号）规定的免税条件，组织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以下简称回收经营单位）免税资格认定。回收经营单位设立的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应与总机构分别认定，异地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应在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认定。未经主管税务机关免税资格认定的回收经营单位不得免征增值税。
二、回收经营单位应提出书面申请，并报送下列资料：
（1）工商营业执照；
（2）开户银行许可证；
（3）经营场所和仓储场地的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4）回收经营单位法人代表和财务核算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请后应进行实地审核，属实的予以免税资格认定，并在综合征管软件上加载免税标识。
四、主管税务机关应积极引导回收经营单位，收购城乡居民个人生活废弃物时通过指定的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支付现金。
五、回收经营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废旧物资收购凭证。回收经营单位收购城乡居民个人（不包括个体经营者）及非经营性单位的废旧物资，可按下列要求自行开具收购凭证：
1、项目填写齐全、内容真实、不得涂改；
2、票、物相符，票面金额与支付的货款金额相符；
3、应按规定全部联次一次性开具，并加盖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
4、应逐笔开具，不得按多个出售人汇总开具；
5、应如实填写出售人居民身份证号码，收款人应在收购凭证上签署真实姓名；
6、收购凭证限于回收经营单位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开具；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可以规定跨市、县开具收购凭证的具体办法。
六、回收经营单位应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按有关规定设置核算科目，兼营其他应税货物的，应分别核算免税货物和应税货物销售额，未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回收经营单位对废旧物资应按大类分别核算，设置废旧物资明细账和实物台账，逐笔记录废旧物资购、销、存情况，在购、销业务记账凭证上附过磅单、验收单、付款凭证和运费凭证。
七、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对回收经营单位的日常管理，回收经营单位必须在纳税申报期按照有关规定如实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
八、对回收经营单位确有虚开废旧物资发票行为的，除依法处罚外，一律取消其免税资格。
九、为加强对回收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管，总局决定使用防伪税控废旧物资开票子系统开具废旧物资专用发票，具体实施办法另行通知。
十、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产废企业下脚（废）料销售的监督管理，产废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下脚（废）料必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十一、各级税务机关应针对用废的生产特点，采用适当的方法对用废企业开展纳税评估，发现异常应及时移送稽查。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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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
————从宪法司法化的视角
周萍（1978——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行政诉讼法专业硕士生
摘要 现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我国改革深化的国情实践,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能否司法运用。即法院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4条虽然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法院对“合法性”均作狭义理解，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本文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作为切入点，建议应明确将“依据宪法”作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标准之一。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 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 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 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 “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 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 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 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 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
小议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及对治策略
邹清奇
营业执照是国家依法确认经营者合法资格的法律凭证，相当于经营者的“经济户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经营者唯有取得营业执照后，才能获得生产经营的权利，才有资格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这是市场的准入规则。而无照经营者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而擅自从事某种经营活动的行为，则是对这一规则的破坏。近年来，无照经营的问题日益突出，巳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中，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本文所称的农村市场指的是农村乡镇在广义概念上的市场），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现象也应认真重视和整治，维护农村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以保证农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保护农民朋友的合法权益。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作为扎根于农村基层工商所执法人员，我们必须剖析农村市场各类经营主体的性质、组成、特征，诊断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行为的病症表现，研究针对整治策略。国务院颁发的《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办法》是对治这一“顽疾”的良药，为查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就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现象而言，自有其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和复杂成因，不可能因该法的贯彻实施而灰飞烟灭，还必将长期存在农村经济生活中，需要我们以科学而又实用的态度来思考、探索、实践对治的方法措施。
农村市场无照经营的成因、分类及各自特征
农村经济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具有分散性、自发性、规模小等特点。总的来说，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简陋的经营条件、闭塞的交通通讯条件等是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行为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原因，农村居民相对低下的文化水平、落后的消费习惯、薄弱的法律法规意识是无照经营行为产生的主观原因，而传统落后的生产手工艺、经营惯例、风俗习惯是其存在的社会土壤。首先，农村没有大型的、规模化的综合市场，只有少量的农村集贸市场和零星的集市贸易点，且分布极不平衡；农村乡镇也没有什么规模化的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农村居民的收入还是以农副业生产所获为主居民消费力低，市场的购买力弱，可容纳的经营空间小；而农村富余劳力资源丰富，经商办个体的人数年年递增，造成商业资源的增长和劳动力对其的日益需求不成正比，过度的、不良性的市场竞争造成农村经营者的市场利润率低。农村的无照经营跨越了相关部门的行政审批和主体资格审核而非法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偷漏税费，逃避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以图达到减少交易成本支出、获取非法利润的目的，这便是无照经营行为的利益驱动机制。笔者认为，愈是前置审批手续繁多的行业，无照经营者通过规避法律性登记而从中节约的成本费用越大，因而利润率越高，则此类行业的无照经营现象越严重；特别是一些伪劣假冒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者，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而不惜以身试法。其次，农民收入水平低，过重的税费负担和不正常的摊派使农村经营者难以为继，于是有的经营者干脆从事无照经营。再次，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隐性市场障碍的存在，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监督管理措施的相对落后，农村基层工商所相对薄弱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执法资源而造成执法力量的严重不足等，也是造成农村市场无照经营行为泛滥很重要的原因。
按照农村市场无照经营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可以将无照经营者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⑴从事生产成本小、不成规模的传统手工业的无照经营者。如豆腐、酿酒、米粉加工等传统手工业，在农村具有悠久的历史习惯，一般以家庭经营为主，具有分散性、流动性和季节性的特点。此类无照经营者有手艺，往往抱有“我不过是吃手艺饭，要我办什么执照”的想法；有的因经营的规模小，又没有什么生产经营工具和设施，造成此类经营者逃避管理的侥幸心理很强的特征，他们对待工商部门的执法行动抱住“你来我走，即使被你查到了也罚不了我多少钱”的心态。而因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生产经营工具，工商部门查处时即使实行强制扣留措施往往收效甚微，因而此类经营者取而不绝。
⑵抱住“试业心理”的无照经营者。这部分初具规模的无照经营者刚开业不久，认为有个试业期是天公地道的，而自已可以等试业期过后才作出是否办照的决定，所以他们被查处时还振振有词：“我刚开业不久，还未过试用期限呢。”这显然是自以为是的习惯性思想作怪。
⑶有证无照的经营者。有的经营者认为许可证可以代替营业执照，他们认为只要各种许可证样样齐全，就可以开业，不用到工商部门去办理营业执照了。如有的从事运输业的个体经营者认为自己已经办理了驾驶证、营运证，就可以搞营运，不关工商的事。又比如税务部门以前凭工商营业执照发放税务登记证，现要无需营业执照，个人直接申请也可以核发了，于是经营者认为有了税务登记证就合法了。
⑷法定前置审批手续繁多的行业的无照经营者。就市场准入规则而言，我国实行的“严把关”的市场准入资格审核，即是对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行业，经营者开业之前，务必先要获得相关部门颁发的各类许可证，最后统一交由工商部门的审核，符合条件的才颁发营业执照。有人曾形象地将经过多个管理环节最终交由一个部门把关的管理方式称为“捆绑管理”。而对于有的经营者而言，因为相关手续太难办，有的想办也办不了，于是干脆不办，然后从事无照经营。
⑸打着发展地方经济旗号的无照经营者。当前，各乡镇政府争相制订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来客商来本地投资办实业，称之为“筑巢引凤”，成为当前农村乡镇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无疑为当地农村经济注入一股了活力，这些实业也确实繁荣了当地市场，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加了地方财政税收，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工商部门应依照职责大力扶持这些经营者。但无论任何经营者在生产经营前，都应先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而曾几何时“先上车后补票”“放水活鱼”的地方政策也被曲解成一种大胆创新的理念，于是有的经营持着自己是当地政府“请”来的企业而以此为借口想逃避工商部门的监督管理，相关方有时也出于一个短期效益的目光出发，往往事先做出一些于法不合的承诺，形成存在于执法行动中的有力行政干预，致使此类无照经营户难以监督管理。特别是随着东部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中，一些污染性大、危险性高的企业被沿海地区禁止生产或提高了准入门槛后只能退出当地市场，当中有些经营者便趁机随着内地的招商引资热乘虚而入，借着相关保护措施规避纷繁的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资格审查。
⑹禁令行业或特种行业的无照经营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对一些不利于持续发展的行业实行了某种程度的禁止进入或对某些特种行业实行了严格限制进入，如小轧钢厂、铸造厂、造纸厂、小煤窑等污染严重的行业，危险品生产或剧毒品的生产销售行业，或消防要求较高隐患较大的行业等都对一定的经营主体实行禁止进入或必须进行了严格的前置审批方可进入，一般规模的经营者难以具备进入条件。但在利益的驱动下，总有一些铤而走险者，无视国法，和执法部门玩捉迷藏的游戏搞地下经营，或借助一些异化的社会力量做掩护进行无照经营活动。对这些明知故犯的无照经营者，我们一定要严厉查处取缔，触犯刑律的还要移交司法机关以犯罪论处。但笔者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发现，有时当地有些经营群体是沿着传统习惯方式从事某类行业，这些行业又是当地的传统工业或手工业，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至今日，出于环境保护等原因，此类行业原有的经营者不可能依现时的相关法规取得合法前置手续，当然也不能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但是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和财税的重要来源，工商部门要查处取缔这些牵涉面太大、根深蒂固的无照经营群体明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⑺可以延伸为无照经营性质的违章违法经营者。比如一照多摊、超越核准经营范围、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挂靠经营等可以定性为无照经营性质的延伸，因为这也是对市场准入制度的一种破坏，当列查处之列。
农村市场无照经营的危害及对治策略
无照经营行为是对市场准入规则的破坏，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行为是其中一种，其危害性既和其他无照经营行为有着共性，又有自身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上几点：
其一，扰乱了正常的国民经济秩序，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我们知道，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两种调节力量，一种是“看不见的手”， 指是市场价值规律的自然作用；一种是“看得见的手”，指的是国家行政力量的有效干预，这两种手段都是必要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监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其中的工商登记职能，不但是对市场准入关的把守，而且为国家的决策机关提供各项经济指标，有的甚至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是国家制订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无照经营者逃避了工商登记，处于隐性经营状态，导致统计信息失真，影响政府宏观决策；大量因无照经营未被核准而进入市场的资金的存在，可能影响国家投资规划和导致宏观投资规模失控，影响产业比例关系。另一方面，无照经营者以其低廉的市场准入成本，进入市场和其他守法经营者竟争，对其他经营者是不公平的，属于“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情况，这种状况必然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资源配置的良性循环。当破坏此规则者未经任何审批而以低成本从事可能让其他经营者经过艰难的前置审批手续才获得的准入资格的行业时，在此类行业的市场经营秩序和竟争秩序是不规则和不公平的，并起不良示范作用；而作为规范进入市场游戏规则的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将大大降低， 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是了消极的影响。若无照经营泛滥时，整个法律社会由此付出了长远利益被损害的代价。这种代价不用说远远大于任何单位或部门为无照经营行为辩护或蔽护、开脱所持借口依据的部门或地方甚至集体的利益。
其次，偷漏国家税费，侵犯国家利益，冲击市场物价水平，扰乱市场秩序。无照经营者既然避开了市场准入资格的审查，便也偷漏了国家的税费，造成国家财政资源的流失，影响国家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而其相对低下的成本投入导致产成品的价格低廉，对整个市场的物价水平形成冲击并可能成为经济动荡的导因之一。而因相关部门无法对无照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到位，无照经营现象也可能成为农村市场上欺行霸市、乱摆乱卖、短斤少两等违章违法现象的渊薮。
再次，欺诈消费者，侵害人民群众，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既然国家的行政机关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于是无照经营往往又和从事淘汰产业、制售伪劣假冒产品行为连在一起，这更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权的侵犯和对市场秩序及社会诚信体系的破坏。甚至，一些不法分子未经核准登记建立经济实体或以虚有的经济实体作幌子，利用农民法律意识差和警惕性低的弱点，在农村乡镇从事诈骗活动，这种经济实体由于未经核准登记，因而未能很好地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从而逃避了法律上的经济制裁。
既然无照经营现象是社会的毒瘤，那么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策略来对治它。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的产生和存在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根源和复杂社会背景的因素作用的过程，并且在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的阶段在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因此奢想在现阶段杜绝和根除它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做的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社会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对治它，对具体的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和取缔，让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的量维持在一个最低水平，让它的危害性处于一个最小的度，不影响农村市场的正常的经营秩序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对治农村无照经营的基本策略目标。
自从《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办法》出台后，整治无照经营工作有了一个专门的法规，作为主要执法主体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有了施治的重要武器，这是对治无照经营的法律基础；但不能认为有了《办法》便有了尚方宝剑，认为无照经营现象会随着此办法的实施而消声匿迹。因为任何一类违法行为不可能依靠一个法规的出台就可以根治，况且该《办法》在加强查处无照经营的可操作性的同时也给了工商部门更重的责任和更严格的要求，且和该《办法》的更适宜基层工商部门执法操作的配套规章有待出台；所以我们仍然应将整治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工作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来抓。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进行商榷，研究对治农村市场无照经营的策略。
1）从改革我们的行政审批体制入手遏制无照经营产生的主因作用。一般行业的严格的前置手续审批使经营者望而却步，从而退而从事无照经营行为，所以在行政许可制度上可以考虑变“捆绑管理”为“分兵把守”，即将繁多的许可审批手续从关口前移至关口后。这是因为工商部门虽然是综合执法部门，但不具备各个职能管理必需的各项专业知识，因此将诸多的前置审批最后交由工商部门一家审批是有点勉为其难的，这样的“把关”有些名不符实。况且，既然有有工商部门审批把关，那么前置审批部门可能由此而产生依赖性和惰性，减少了自身部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立法的初衷。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宽入严出”对市场出入规则是否值得我们借鉴呢？这个问题值得商榷。而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条件下，对涉及多头审批的行业，我们可以推行“工商受理，抄告相关，互联审批，限时办结”的审批制度改革试点，这样可以从源头减少规避性无照经营行为。
2）对于一些小规模、季节性、临时性的个体经营者而言，工商部门要求其办理一个有效期为四年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往往成为他们抵制的普遍理由，对这些小打小闹的欠规模经营者，我们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下，尽量简化登记审核手续，进行临时经营资格审核，当然这肯定要和日常的严格管理相配合。但对于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而言，简化行政审批和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意义并非单纯是为了提高了机关工作效能，还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大事。
3)对于积极到农村乡镇办实业的外来客商，于国于民于地方是一件大好事。但为什么要把免办或迟办应依法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当作一项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来客呢？这显然和依法行政和以法治国的大形势不符。而连合法的基本手续都想方设法减免的客商值得引进吗？对方是否有其他非法目的？工商部门依照部门职责，对一些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无照经营者应克服一切阻力严惩不贷。从大局出发，基层工商部门应多向当地常委政府请示汇报，和兄弟部门积极沟通，使我们的执法免受行政干预因素影响。同时要加大对《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宣传力度，以增加查处无照经营行为的社会认同感。
4）在机构改革后，基层工商所的执法资源（包括人、物、财）的短缺和监管措施的滞后，影响了执法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各地推行的中心所联勤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了这个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有效并运转科学的基层工商执法力量单元，才能保证基层工商所的依法行政，否则影响机构改革目标的实现。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应切实履行职能，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在查处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中的主力军作用，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全面推行市场巡查制，加强“经济户口”动态管理，及时查辖区内的无照经营行为，把日常管理和专项整治结合起来，力求建立遏制无照经营的长效监管机制。
5）农村无照经营的对治是一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单家执法部门的事。因此，当地党委政府要重视，相关职能部门应密切配合，方可奏效，应争取将无照经营的查处取缔工作列入当地政府的议事日程。
总之，农村的无照经营现象是农村经济落后和市场秩序非规则性的一种表现，作为查处无照经营行为的主要责任部门，工商部门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执法实践中，勤于摸索，勇于实践，不断总结，以求逐渐切除这种阻碍市场正常秩序的形成和农村社会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的毒瘤。(邹清奇)
————从宪法司法化的视角
周萍（1978——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行政诉讼法专业硕士生
摘要 现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我国改革深化的国情实践,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能否司法运用。即法院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4条虽然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法院对“合法性”均作狭义理解，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本文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作为切入点，建议应明确将“依据宪法”作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标准之一。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 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 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 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 “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 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 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 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 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
小议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及对治策略
邹清奇
营业执照是国家依法确认经营者合法资格的法律凭证，相当于经营者的“经济户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经营者唯有取得营业执照后，才能获得生产经营的权利，才有资格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这是市场的准入规则。而无照经营者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而擅自从事某种经营活动的行为，则是对这一规则的破坏。近年来，无照经营的问题日益突出，巳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中，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本文所称的农村市场指的是农村乡镇在广义概念上的市场），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现象也应认真重视和整治，维护农村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以保证农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保护农民朋友的合法权益。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作为扎根于农村基层工商所执法人员，我们必须剖析农村市场各类经营主体的性质、组成、特征，诊断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行为的病症表现，研究针对整治策略。国务院颁发的《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办法》是对治这一“顽疾”的良药，为查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就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现象而言，自有其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和复杂成因，不可能因该法的贯彻实施而灰飞烟灭，还必将长期存在农村经济生活中，需要我们以科学而又实用的态度来思考、探索、实践对治的方法措施。
农村市场无照经营的成因、分类及各自特征
农村经济相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具有分散性、自发性、规模小等特点。总的来说，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简陋的经营条件、闭塞的交通通讯条件等是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行为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原因，农村居民相对低下的文化水平、落后的消费习惯、薄弱的法律法规意识是无照经营行为产生的主观原因，而传统落后的生产手工艺、经营惯例、风俗习惯是其存在的社会土壤。首先，农村没有大型的、规模化的综合市场，只有少量的农村集贸市场和零星的集市贸易点，且分布极不平衡；农村乡镇也没有什么规模化的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农村居民的收入还是以农副业生产所获为主居民消费力低，市场的购买力弱，可容纳的经营空间小；而农村富余劳力资源丰富，经商办个体的人数年年递增，造成商业资源的增长和劳动力对其的日益需求不成正比，过度的、不良性的市场竞争造成农村经营者的市场利润率低。农村的无照经营跨越了相关部门的行政审批和主体资格审核而非法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偷漏税费，逃避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以图达到减少交易成本支出、获取非法利润的目的，这便是无照经营行为的利益驱动机制。笔者认为，愈是前置审批手续繁多的行业，无照经营者通过规避法律性登记而从中节约的成本费用越大，因而利润率越高，则此类行业的无照经营现象越严重；特别是一些伪劣假冒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者，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而不惜以身试法。其次，农民收入水平低，过重的税费负担和不正常的摊派使农村经营者难以为继，于是有的经营者干脆从事无照经营。再次，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隐性市场障碍的存在，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监督管理措施的相对落后，农村基层工商所相对薄弱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执法资源而造成执法力量的严重不足等，也是造成农村市场无照经营行为泛滥很重要的原因。
按照农村市场无照经营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可以将无照经营者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⑴从事生产成本小、不成规模的传统手工业的无照经营者。如豆腐、酿酒、米粉加工等传统手工业，在农村具有悠久的历史习惯，一般以家庭经营为主，具有分散性、流动性和季节性的特点。此类无照经营者有手艺，往往抱有“我不过是吃手艺饭，要我办什么执照”的想法；有的因经营的规模小，又没有什么生产经营工具和设施，造成此类经营者逃避管理的侥幸心理很强的特征，他们对待工商部门的执法行动抱住“你来我走，即使被你查到了也罚不了我多少钱”的心态。而因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生产经营工具，工商部门查处时即使实行强制扣留措施往往收效甚微，因而此类经营者取而不绝。
⑵抱住“试业心理”的无照经营者。这部分初具规模的无照经营者刚开业不久，认为有个试业期是天公地道的，而自已可以等试业期过后才作出是否办照的决定，所以他们被查处时还振振有词：“我刚开业不久，还未过试用期限呢。”这显然是自以为是的习惯性思想作怪。
⑶有证无照的经营者。有的经营者认为许可证可以代替营业执照，他们认为只要各种许可证样样齐全，就可以开业，不用到工商部门去办理营业执照了。如有的从事运输业的个体经营者认为自己已经办理了驾驶证、营运证，就可以搞营运，不关工商的事。又比如税务部门以前凭工商营业执照发放税务登记证，现要无需营业执照，个人直接申请也可以核发了，于是经营者认为有了税务登记证就合法了。
⑷法定前置审批手续繁多的行业的无照经营者。就市场准入规则而言，我国实行的“严把关”的市场准入资格审核，即是对涉及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行业，经营者开业之前，务必先要获得相关部门颁发的各类许可证，最后统一交由工商部门的审核，符合条件的才颁发营业执照。有人曾形象地将经过多个管理环节最终交由一个部门把关的管理方式称为“捆绑管理”。而对于有的经营者而言，因为相关手续太难办，有的想办也办不了，于是干脆不办，然后从事无照经营。
⑸打着发展地方经济旗号的无照经营者。当前，各乡镇政府争相制订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来客商来本地投资办实业，称之为“筑巢引凤”，成为当前农村乡镇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无疑为当地农村经济注入一股了活力，这些实业也确实繁荣了当地市场，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加了地方财政税收，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工商部门应依照职责大力扶持这些经营者。但无论任何经营者在生产经营前，都应先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而曾几何时“先上车后补票”“放水活鱼”的地方政策也被曲解成一种大胆创新的理念，于是有的经营持着自己是当地政府“请”来的企业而以此为借口想逃避工商部门的监督管理，相关方有时也出于一个短期效益的目光出发，往往事先做出一些于法不合的承诺，形成存在于执法行动中的有力行政干预，致使此类无照经营户难以监督管理。特别是随着东部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中，一些污染性大、危险性高的企业被沿海地区禁止生产或提高了准入门槛后只能退出当地市场，当中有些经营者便趁机随着内地的招商引资热乘虚而入，借着相关保护措施规避纷繁的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资格审查。
⑹禁令行业或特种行业的无照经营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国对一些不利于持续发展的行业实行了某种程度的禁止进入或对某些特种行业实行了严格限制进入，如小轧钢厂、铸造厂、造纸厂、小煤窑等污染严重的行业，危险品生产或剧毒品的生产销售行业，或消防要求较高隐患较大的行业等都对一定的经营主体实行禁止进入或必须进行了严格的前置审批方可进入，一般规模的经营者难以具备进入条件。但在利益的驱动下，总有一些铤而走险者，无视国法，和执法部门玩捉迷藏的游戏搞地下经营，或借助一些异化的社会力量做掩护进行无照经营活动。对这些明知故犯的无照经营者，我们一定要严厉查处取缔，触犯刑律的还要移交司法机关以犯罪论处。但笔者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发现，有时当地有些经营群体是沿着传统习惯方式从事某类行业，这些行业又是当地的传统工业或手工业，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至今日，出于环境保护等原因，此类行业原有的经营者不可能依现时的相关法规取得合法前置手续，当然也不能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但是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和财税的重要来源，工商部门要查处取缔这些牵涉面太大、根深蒂固的无照经营群体明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⑺可以延伸为无照经营性质的违章违法经营者。比如一照多摊、超越核准经营范围、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挂靠经营等可以定性为无照经营性质的延伸，因为这也是对市场准入制度的一种破坏，当列查处之列。
农村市场无照经营的危害及对治策略
无照经营行为是对市场准入规则的破坏，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行为是其中一种，其危害性既和其他无照经营行为有着共性，又有自身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上几点：
其一，扰乱了正常的国民经济秩序，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我们知道，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两种调节力量，一种是“看不见的手”， 指是市场价值规律的自然作用；一种是“看得见的手”，指的是国家行政力量的有效干预，这两种手段都是必要的。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监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其中的工商登记职能，不但是对市场准入关的把守，而且为国家的决策机关提供各项经济指标，有的甚至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是国家制订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无照经营者逃避了工商登记，处于隐性经营状态，导致统计信息失真，影响政府宏观决策；大量因无照经营未被核准而进入市场的资金的存在，可能影响国家投资规划和导致宏观投资规模失控，影响产业比例关系。另一方面，无照经营者以其低廉的市场准入成本，进入市场和其他守法经营者竟争，对其他经营者是不公平的，属于“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情况，这种状况必然破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资源配置的良性循环。当破坏此规则者未经任何审批而以低成本从事可能让其他经营者经过艰难的前置审批手续才获得的准入资格的行业时，在此类行业的市场经营秩序和竟争秩序是不规则和不公平的，并起不良示范作用；而作为规范进入市场游戏规则的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将大大降低， 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是了消极的影响。若无照经营泛滥时，整个法律社会由此付出了长远利益被损害的代价。这种代价不用说远远大于任何单位或部门为无照经营行为辩护或蔽护、开脱所持借口依据的部门或地方甚至集体的利益。
其次，偷漏国家税费，侵犯国家利益，冲击市场物价水平，扰乱市场秩序。无照经营者既然避开了市场准入资格的审查，便也偷漏了国家的税费，造成国家财政资源的流失，影响国家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而其相对低下的成本投入导致产成品的价格低廉，对整个市场的物价水平形成冲击并可能成为经济动荡的导因之一。而因相关部门无法对无照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到位，无照经营现象也可能成为农村市场上欺行霸市、乱摆乱卖、短斤少两等违章违法现象的渊薮。
再次，欺诈消费者，侵害人民群众，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既然国家的行政机关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于是无照经营往往又和从事淘汰产业、制售伪劣假冒产品行为连在一起，这更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权的侵犯和对市场秩序及社会诚信体系的破坏。甚至，一些不法分子未经核准登记建立经济实体或以虚有的经济实体作幌子，利用农民法律意识差和警惕性低的弱点，在农村乡镇从事诈骗活动，这种经济实体由于未经核准登记，因而未能很好地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从而逃避了法律上的经济制裁。
既然无照经营现象是社会的毒瘤，那么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策略来对治它。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的产生和存在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根源和复杂社会背景的因素作用的过程，并且在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的阶段在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因此奢想在现阶段杜绝和根除它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做的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社会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对治它，对具体的无照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和取缔，让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的量维持在一个最低水平，让它的危害性处于一个最小的度，不影响农村市场的正常的经营秩序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对治农村无照经营的基本策略目标。
自从《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办法》出台后，整治无照经营工作有了一个专门的法规，作为主要执法主体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有了施治的重要武器，这是对治无照经营的法律基础；但不能认为有了《办法》便有了尚方宝剑，认为无照经营现象会随着此办法的实施而消声匿迹。因为任何一类违法行为不可能依靠一个法规的出台就可以根治，况且该《办法》在加强查处无照经营的可操作性的同时也给了工商部门更重的责任和更严格的要求，且和该《办法》的更适宜基层工商部门执法操作的配套规章有待出台；所以我们仍然应将整治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工作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来抓。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大家进行商榷，研究对治农村市场无照经营的策略。
1）从改革我们的行政审批体制入手遏制无照经营产生的主因作用。一般行业的严格的前置手续审批使经营者望而却步，从而退而从事无照经营行为，所以在行政许可制度上可以考虑变“捆绑管理”为“分兵把守”，即将繁多的许可审批手续从关口前移至关口后。这是因为工商部门虽然是综合执法部门，但不具备各个职能管理必需的各项专业知识，因此将诸多的前置审批最后交由工商部门一家审批是有点勉为其难的，这样的“把关”有些名不符实。况且，既然有有工商部门审批把关，那么前置审批部门可能由此而产生依赖性和惰性，减少了自身部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立法的初衷。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宽入严出”对市场出入规则是否值得我们借鉴呢？这个问题值得商榷。而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条件下，对涉及多头审批的行业，我们可以推行“工商受理，抄告相关，互联审批，限时办结”的审批制度改革试点，这样可以从源头减少规避性无照经营行为。
2）对于一些小规模、季节性、临时性的个体经营者而言，工商部门要求其办理一个有效期为四年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往往成为他们抵制的普遍理由，对这些小打小闹的欠规模经营者，我们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原则下，尽量简化登记审核手续，进行临时经营资格审核，当然这肯定要和日常的严格管理相配合。但对于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而言，简化行政审批和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意义并非单纯是为了提高了机关工作效能，还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大事。
3)对于积极到农村乡镇办实业的外来客商，于国于民于地方是一件大好事。但为什么要把免办或迟办应依法办理的工商营业执照当作一项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来客呢？这显然和依法行政和以法治国的大形势不符。而连合法的基本手续都想方设法减免的客商值得引进吗？对方是否有其他非法目的？工商部门依照部门职责，对一些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无照经营者应克服一切阻力严惩不贷。从大局出发，基层工商部门应多向当地常委政府请示汇报，和兄弟部门积极沟通，使我们的执法免受行政干预因素影响。同时要加大对《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宣传力度，以增加查处无照经营行为的社会认同感。
4）在机构改革后，基层工商所的执法资源（包括人、物、财）的短缺和监管措施的滞后，影响了执法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各地推行的中心所联勤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了这个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有效并运转科学的基层工商执法力量单元，才能保证基层工商所的依法行政，否则影响机构改革目标的实现。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应切实履行职能，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在查处农村市场的无照经营中的主力军作用，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全面推行市场巡查制，加强“经济户口”动态管理，及时查辖区内的无照经营行为，把日常管理和专项整治结合起来，力求建立遏制无照经营的长效监管机制。
5）农村无照经营的对治是一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单家执法部门的事。因此，当地党委政府要重视，相关职能部门应密切配合，方可奏效，应争取将无照经营的查处取缔工作列入当地政府的议事日程。
总之，农村的无照经营现象是农村经济落后和市场秩序非规则性的一种表现，作为查处无照经营行为的主要责任部门，工商部门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执法实践中，勤于摸索，勇于实践，不断总结，以求逐渐切除这种阻碍市场正常秩序的形成和农村社会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的毒瘤。(邹清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