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保护与竞业禁止的关系/唐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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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及防治

盛立军


　　近年来职务犯罪呈现不断上升态势，根据这类犯罪的新特点，一是重点打击收受贿赂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后台”和“保护伞”。二是重点打击庇护走私和制假售假的公务人员犯罪。三是不论职务高低，只要构成犯罪，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搞法外开恩；对自首或者具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的，依法从轻、减轻判处，做到宽严相济。四是加大适用财产刑力度，绝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五是严惩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当前案犯利用职务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案犯的职务也越来越高，职务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此，本人就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表现、及防治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供参考。

一、职务犯罪的特点

　　从大量的已被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的案例来看，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权、钱、情这三个环节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总体来讲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位高权重，贪污受贿

　　位高权重，贪污受贿是众多职务犯罪的首要特征。比如据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部门介绍，税务干部执法犯法、以税谋私，已成为国家税款流失的原因之一。1996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直接组织查处的63起大案要案，都与税收执法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据了解，涉案的税务人员中，有的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的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通谋参与。这些违法问题多发生在税款征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税务处罚等重要环节。又如2001年某市一位建筑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研究发现，一个建筑项目的兴建，从可行性研究开始，到项目竣工，共有23个环节可能出现违法违纪现象，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行贿受贿，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等环节都有可能是职务犯罪案件的多发区。行家们说，工程设计文件的一笔一划，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是“钱”。在房地产经营上，出现犯罪的高官极多，广西的成克杰，广东的于飞，沈阳的慕绥新和马向东等，都与此有关。
　
　　对近年来受理的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五多”、“两突出”的现象。即：从发案单位类型看，工矿企业发案多；从涉嫌犯罪的主体看，担任正职领导的多；从岗位分类看，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多；从单位层次看，基层部门发案多；从犯罪性质看，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达到贪污、受贿之目的的犯罪多。在这些案件当中，以小集体徇私舞弊私分公款贪污问题突出；作案时间长、频率高、数额大的现象突出。

　　（二）品行堕落，贪色循情

　　经济上的犯罪与生活上的堕落，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干部的堕落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往往背叛自己的誓言，贪赃枉法，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最终品行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

　　近日，南京市检察院对一批缉拿归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罪情”分析，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色循情。调查发现，这些人为了满足女人的欢心，不惜铤而走险“弄”钱的占了70％。另一种情况，就是用贪来的赃款找女人。从公布的厦门“远华”、沈阳“慕马”等案情看，不少犯了罪的领导干部都属这种类型。此外，家族的一些成员在其蜕变过程中有的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些家族成员主要是利用干部的权力和威望进行违法乱纪的活动。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夫唱妇随”。大多数情况是丈夫担任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投机者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则贿之，意志不坚定者也许开始还能抵挡一阵子，久而久之也就下了水，做妻子的不是劝其守节，而是同流合污。更有甚者，有些妻子在尝到“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主动进攻，利用丈夫的威望索贿，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就是这样。二是“父债子收”。有些领导干部在行违法乱纪之事时往往还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自己不直接收受，而是让子女帮着收，这些子女也就明目张胆地变着法子到处索要，想着法子捞钱，为其父母收“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利用手中权力，由其子女出面非法炒作地皮，从中“得益”上千万元，成了“父债子收”的“典型”。三是“亲朋借威”。有些领导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是远房亲戚、同学朋友，也凭借某些干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收取“报酬”，而后与当官的亲朋共享这份“利益”。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素质低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想信念动摇。

　　（二）法制观念淡薄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法制观念淡薄。

　　（三）特权思想严重

　　 特权思想有两种表现，一是在这些职务犯罪的干部中，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

　　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

　　（五）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如在一些司法机关中，存在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法规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成了一纸空文。这些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也是监督制约机制没能正常运转的结果。

三、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

　　主要发生在一线执法业务工作部门的执法环节上，问题的性质是触犯刑律。其具体表现为个别行为主体利用手中职权直接为当事人谋取利益，徇私枉法，进行权钱交易。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问题的批复

198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5）京高法字第82号《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院同意你院的意见，即：凡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房屋修缮、租金、腾退等纠纷，一般应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个别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符合“两便”原则的，也可由被告户籍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辖。这样并不有悖法律规定，重要的是便于受理的法院查明案情和执行判决，从而正确、及时地审结案件。
此复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的请示 〔1985〕京高法字第82号
最近，本市宣武区法院收到一件房屋承租人请示出租人修缮房屋的起诉，原告肖承志所承租的房屋座落在宣武区广外椿树拐2号，被告即出租人袁振海的户籍和工作地均在贵州省都匀市112厂。宣武区法院按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将案件移转贵州省都匀市法院。该院认为：房屋在北京，又将案件退回宣武区法院（宣武区法院已受理并趁被告来京出差之际调解结案）。与此同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接待来访中，也发现有上述类似情况，由于房屋座落地与被告户籍地不一致，所涉及的两个区、县法院之间认识分歧而互相推诿管辖。如苗义诉袁继信收房一案，被告袁继信承租原告苗义的房屋两间，该房座落在东城区东四五条北巷4号，而袁的户籍地和居所地均在朝阳区。原告因被告转让房屋和欠租向朝阳区法院起诉，请求收房自用。朝阳区法院让原告向房屋所在地的东城区法院起诉；东城区法院认为被告户籍在朝阳区应由朝阳区法院管辖让原告仍找朝
阳区法院（后已由中级法院指定朝阳区法院管辖）。
出现以上管辖上的推诿，除系个别干部的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以外，主要是对类似以上房屋租赁纠纷，应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诉法”）所规定的一般地域管辖还是特殊地域管辖，认识不尽一致。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按照“民诉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只有执行特殊地域管辖有困难的，才适用一般地域管辖。涉及房屋租赁关系的诉讼，从两便原则考虑，应当适用特殊地域管辖。否则，如适用一般地域管辖，对于房屋座落地与被告所在地不一致的纠纷，不便于受诉法院查明案情和判决后的执行。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对适用具体条款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应适用民诉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由房屋所在地即履行地法院管辖。理由是，凡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房屋修缮、租金、腾退等纠纷，均属于合同纠纷，因为这类纠纷产生的根据是双方实际存在的租赁合同；民诉法第二十三条所称“合同纠纷”并未指明只限于经济合同，自然，这类民事合同也应适用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有的则认为应适用民诉法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理由是这类纠纷虽不涉及不动产产权的确认或变更，但它涉及到了产权人对不动产使用方式的变更和承租人有无使用权的问题，也属于“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审判实践中，不少是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根据审判实践中的一贯做法，应适用一般地域管辖。理由是，民诉法第二十三条所称“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指的是经济合同，不包括民事合同，因为民事合同范围较广，显然房屋租赁纠纷不能按合同纠纷确定管辖；民诉法第三十条第（一）项所称“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指的是不动产产权，房屋租赁纠纷，实质上是合同履行中的争议，不涉及不动产的产权问题，所以，也不能适用对不动产的专属管辖规定。
我们的意见，凡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房屋修缮、租金、腾退等纠纷，一般可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个别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符合“两便”原则的，可由被告户籍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辖。
当否，请批示。
1985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