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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朱晓东

【摘要】：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关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产生 发展 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安排显然已不能适应竞争的要求。为了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和应对WTO的挑战，需要构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制度。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本文所指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中由农民所组建、具有“专业技术协会”、“专业研究会”、“专业合作组织”等称谓、不同程度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组织，[1]之所以称为“新型”是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的。
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为止，中国农村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95330个，会员1150多万人[2]。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在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农民的文化素质、资金实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和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探讨一下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和发展模式选择。
一、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观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
关于制度，舒尔茨（T.W.Schultz）将其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一定义已为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诺斯进一步界定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在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变力量，放弃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假定之后，借助经济人假设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分析经济行为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把经济学真正和现实衔接起来了。
最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是诺斯提出来的。它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的外部利润，如规模经济、风险降低和转移、外部经济内部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转移等带来的收益。要获得这一部分收益，就需要不断实施制度创新，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均衡状态。
因为创新的行为主体和决策的行为主体都要在制度变迁中的收益大于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在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实施创新，因为需要时间进行判断，需要时间达成一致同意，况且还受认识和组织、发明、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的影响，制度的创新便只能是一个供给滞后的状态。供求不平衡诱致人们去学习和认识新的潜在利润，从而在边干边学中实施后续的制度创新。这样，制度创新与变迁将是渐进性的。
林毅夫将潜在利润看作是制度不均衡时的获利机会，认为这会自发地诱使行为主体在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之后，通过需要费用的谈判过程，达成一致同意。加上搭便车的问题，诱导性变迁是一个持续的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过程。
为了弥补制度的供给不足，加上国家生产“制度安排”这种公共产品具有优势，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因为国家只有在“预期边际收益=预期边际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创新，而国家的制度创新中还有非经济因素，这就使国家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法令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建立符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的那些制度安排（如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政策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可以说林毅夫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修正了诺斯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所以，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我们不妨称之为诺斯——林毅夫模型。[3]
据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正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个人的理性行为受有关知识的制约，而有关知识的有效的供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对于市场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
家庭承包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由企业(人民公社)内部分工来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转向由农户独自完成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安排。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独自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万事不求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做不到以平均最低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承担生产无效率的后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企业避免这种无效率，办法就是把纵向生产的不同阶段分成独立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专业分工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员和规模都根据主要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标准而定。所以，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化服务的制度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把土地按人口进行“均包”，从而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营格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虽然在初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有效地节约了监督费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显示出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过高的弊端。
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息和谈判、履约的成本。小规模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越来越变成社会的活动，信息成本也越来越具有交易成本的性质。对农户而言，信息成本主要指进行市场调查以获取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的价格和质量的信息，以及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由于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交通和通讯也比较不便，要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就要花费较高的交通、通讯、时间、精力等成本。其次，随着信用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和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依靠法律的手段。交易成本中的谈判、履约成本主要包括讨价还价过程，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过程，监督合同执行过程，以及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时要求赔偿的过程等[4]。我国分散的小农户因为缺乏有力的组织，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且实力相对弱小，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付出较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由于要负担过高的交易费用，农业小规模经营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就显得效率低下。这也是我国在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就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主要原因。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5]。为了改变经营效率低下的状态，农民作为小规模经营体制的经济主体，就有强烈的愿望把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作型的经济组织制度，这是小规模经营进行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
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收益成本分析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这样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激烈的竞争中，非公司的农户为了提高自己的群体竞争能力而自愿结合起来形成产权完全归其成员所有或控制的经济共同体组织。这是一种非市场意义的契约型经济组织，对内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营活动，履行普通经济法人的权力和义务[6]。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取向，在于其潜在的收益——成本对比关系。
(一)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收益分析
1、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收益主要在于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厂商、农户与政府进行交易时，能有效地降低其交易费用。我们知道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现在假设有X个农户，都需要到Y个市场去购买农产品或销售农产品一次，则交易次数：
N1=f1(X，Y)=X×Y
如果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则首先合作经济组织与X个农户进行X次交易，然后合作经济组织再与Y个市场进行Y次交易，则交易次数[7]：
N2=f2(X，Y)=X+Y
显然，当X>2，Y>2时，N2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江市新农村农房规划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内江市新农村农房规划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已于8月3日经市政府第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内江市新农村农房规划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附：

内江市新农村农房规划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新农村农房规划建设管理，规范农房建设秩序，提高村庄布局水平，确保农房建设质量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四川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内江市农房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内江市行政区域内，农村村民在集体土地上新建、改建、扩建农房及相关的规划建设、施工、管理活动。

　　

第二章　新村建设规划编制

　　第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县域新村建设总体规划。具体工作由县级人民政府住建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承担。委托具有乙级以上城乡规划资质单位编制。

　　第四条 新村（聚居点）建设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编制，编制成果必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通过，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公布实施。

　　禁止将过境公路两侧控制标准范围内规划为村民聚居点建设用地。

　　第五条 农村村民在集体土地上建房，必须服从规划，在规划选址定点红线内建房。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新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及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三章　农房规划控制标准和范围

　　第七条 公路两侧、高速公路出入口、风景名胜区的农房建设，依法从严控制。因特殊情况确需建房的，单户新建房选址按国道20米、省道15米、县道10米、乡道5米以上的建房控制范围进行控制；农村村民聚居点规划选址必须远离公路两侧100米以上。

　　第八条 铁路两侧控制范围，从路基外侧起各后退50米以上。

　　第九条 河道两岸控制范围，有堤防（护岸）的，从堤防（护岸）顶部轴线向岸边后退20米以上，无堤防（护岸）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按防洪标准明确规划治导线及河道管护范围。

　　第十条 水库库区控制范围为校核洪水水位线和库尾回水线以下；水库大坝控制范围按大、中、小型水库从主坝的下游坡脚和坝肩外延分别至300米、200米、100米以上；渠道控制范围为渠道外延至10米以上。


第四章　农房选址

　　第十一条 未编制新村（聚居点）建设规划的村，不得批准新建农房选址。

　　第十二条 已编制新村（聚居点）建设规划的，农村村民新建房屋选址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农村村民新建房屋选址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相对集中、就近选址；

　　（二）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三）合理用地，节约用地，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荒坡荒地，尽量避免占用耕地、园地、林地，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并不得在下列地点或地段选址建房：

　　1、山体滑坡、泥石流、危岩、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或次生灾害隐患易发地段；

　　2、文物保护区；

　　3、洪涝灾害危险地段；

　　4、高低压电线下；

　　5、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或危房旁边

　　

第五章　农房设计和施工

　　第十三条 农房设计应当安全、适用、经济和美观，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节约资源、抗御灾害等规定；与周边环境协调，体现地方特色，民族风格，提倡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结构。

　　第十四条 农村村民建房应当按四川省农村居住建筑抗震构造图集进行设计。

　　第十五条 农村村民聚居点的农房设计，应当结合地形地貌和周边环境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设计出错落有致、依山就势、环境优美、宜人居住的农民新区。

　　第十六条 风景名胜区农房设计应当与风景名胜区环境和旅游观光相协调。

　　第十七条 各县、区住建部门要负责编制农房通用图集，并根据农房建设的需要不断丰富完善通用图集。农村新建农房必须采用县、区农房通用图集或经县、区住建部门审核同意的设计方案建设。

　　第十八条 新建房屋三层（含三层）以上必须经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并对设计进行审查。

　　第十九条 农民建房必须由持证建筑工匠或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的施工队伍承担农房建设施工。各级规划和建设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农房建设施工监管，确保农房建设质量和安全。

　　第二十条 农村建筑工匠由各县、区住建部门负责培训发证。

　　

第六章　农村危房改造

　　第二十一条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民自筹为主，中央和省财政补助为辅，各县（区）人民政府可在中央、省补助的基础上，再安排配套补助资金。2011年中央、省对农村低保户补助标准为户均1.6万元，其它贫困户补助标准为户均1万元。

　　第二十二条 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财政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帐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严禁虚报基础数据，冒领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

　　第二十三条 各县、区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相对集中的要求尽快完成新村规划，危房改造项目要到规划的聚居点集中修建。

　　

第七章　农房建设申报条件和审批原则

　　第二十四条 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控制新建农房的规模。

　　第二十五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不超过规定标准面积的宅基地（含附属用房），新建住宅的，必须在规划选址的村民聚居点修建，并符合用地建房条件和用地标准，原有宅基地应当退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复耕。

　　第二十六条 严禁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或改建房屋。在沿河两岸新建农房要符合河道控制规划标准，并对房屋规划选址、布局、设计和立面造型进行审查。建房户必须修建排水排污设施，生活污水净化处理池和沼气池，严禁人畜粪便直排。

　　

第八章　农房建设的审批程序

　　第二十七条 农村村民在建制镇规划区建房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农村村民需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建房的，应当先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组织讨论通过，予以公示后，由所在地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对农房建设申请进行审查，核定人口、建筑层数和建筑面积。

　　第二十九条 农村村民建房需要使用农用地的，由乡镇政府审核后，由农户在乡镇建管部门选用通用户型图或提交经审查同意的农房设计图，委托承担施工任务的建筑工匠或施工企业后，报县级人民政府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按程序报市、县人民政府进行用地审批。

　　第三十条 农村村民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的，由农户在乡镇建管部门选用通用户型图或提交经审查同意的农房设计图，委托承担施工任务的建筑工匠或施工企业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核发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按程序报县、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用地审批。

　　第三十一条 农村村民取得规划建设许可，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后，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层数、建筑风格、色彩等规定建设，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报经原批准机关按原审批程序批准，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二条 农村村民取得规划建设许可，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后，六个月内未开工，又未到原批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的，规划建设许可自行失效。

　　

第九章 乡镇政府和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职能职责

　　第三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是村镇规划编制的主体，具体负责组织编制村镇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镇（乡）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村民占用耕地、原有宅基地、空闲地建房的用地审核；负责农房建设施工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村容镇貌管理。

　　第三十四条 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本镇（乡）和镇（乡）所辖村庄的规划编制工作，并组织和监督规划的实施，按照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和房地产的管理工作，组织辖区内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负责规划区内建筑市场、施工队伍管理；负责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负责村镇建设统计和档案管理；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镇乡政府对农房规划建设赋有重要管理职能，镇乡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是履行政府职能，对农房规划建设管理的业务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镇、乡、村庄规划，对农房建设依法实施管理。对严重影响规划的依法予以拆除；对未依法取得农房建设规划许可证件或未按农房建设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应予拆除。

　　第三十六条 建设、施工单位和个人，相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农房规划建设管理活动中违反本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未包括的内容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省相关技术规范、标准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施行过程中，法律、法规、规章及新的技术规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1年9月10日起施行。本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
附件：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江市新农村农房规划建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