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发、供电企业安全、文明生产达标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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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1995年11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9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二）》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牧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保护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牧民负担，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牧民负担，是指农牧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依法所承担的嘎查村提留、苏木乡(包括镇，下同)统筹费和劳务(农村牧区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其他费用。
　　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承担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费用和劳务，是农牧民应当履行的义务，不得拒交或者拖欠。除此以外要求农牧民无偿提供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牧民有权拒绝，并可以向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和控告。
　　第三条　农牧民负担要兼顾国家、集体、农牧民三者的利益，坚持取之有度、用之合理的原则，采取总量控制、定项限额、财务公开、民主监督的管理办法。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和劳务应当纳入农牧业承包合同进行管理，严格实行预决算制度和农牧民负担监督卡制度。
　　第四条　自治区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区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苏木乡人民政府主管本苏木乡的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农牧业经营管理部门负责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组织本条例的实施，宣传贯彻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农牧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级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单位涉及农牧民负担的规定、措施，对涉及农牧民负担的部门、单位及个人进行专项审计和监督，会同有关部门处理涉及农牧民负担的案件，承担农牧民负担管理指标的调查统计和汇总分析，培训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各级监察、财政、工商、物价、审计、司法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做好农牧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发展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提倡在有条件的地方由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收入承担本嘎查村、苏木乡范围内集体和民办事业的费用，减轻农牧民负担。


第二章　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劳务的标准和使用范围


　　第六条　农牧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嘎查村提留和苏木乡统筹费(不含嘎查村、苏木乡集体所有制企业缴纳的利润)，以苏木乡为单位，以国家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牧区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字为依据，不得超过上一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其中苏木乡统筹费不得超过上一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二。
　　受灾严重地区的嘎查村提留和苏木乡统筹费总额必须控制在上一年的额度之内，不得突破。该减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的程序减免。
　　第七条　嘎查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公积金，主要用于嘎查村农田水利、草牧场基本建设、造林治沙、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集体企业。
　　公益金，主要用于嘎查村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及其他集体文化、福利等事业。
　　管理费，主要用于嘎查村干部报酬及其他管理性费用，但不得超过嘎查村提留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
　　第八条　苏木乡统筹费用于嘎查村和苏木乡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嘎查村和苏木乡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
　　用于嘎查村、苏木乡两级办学的经费(即农村牧区教育事业费附加)，不得少于苏木乡统筹费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
　　第九条　农村牧区义务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抢险、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公益事业。按照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牧区劳动力每年承担五至十个农村牧区义务工。因抢险救灾，需要增加农村牧区义务工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
　　第十条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草牧场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和农牧业开发建设。按照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牧区劳动力每年承担十至二十个劳动积累工。有条件又确实需要适当增加劳动积累工的，必须经旗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最多不得超过三十个。


第三章　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劳务的提取和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主要按照农牧民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承担。
　　农牧民承担的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和劳务，应当纳入农牧业承包合同，按照承包合同履行义务。除实行专业承包和招标承包的，按照专业承包合同和招标承包合同履行义务外，所有承包耕地和草牧场的农牧民的全部承包费都在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限额比例之内。
　　经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应当在税后利润中，以税务部门计税核定的经营额度，按照当地苏木乡人民政府规定的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五的比例(不含地方教育附加费)，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嘎查村提留和苏木乡统筹费，但不计算在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限额比例之内。
　　第十二条　对收入水平在本嘎查村平均线以下的革命烈军属、伤残军人、失去劳动能力的复员退伍军人和特别困难户，经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评定，可以适当减免嘎查村提留。
　　第十三条　苏木乡人民政府评定的贫困嘎查村，经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苏木乡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审核，苏木乡人民政府同意，报苏木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适当核减苏木乡统筹费。
　　第十四条　农村牧区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本人要求以资代劳的，必须经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批准；能够出劳的，不得强迫以资代劳。
　　以资代劳的资金，必须用于农村牧区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使用范围，不得挪作他用。
　　对因病或者伤残不能承担农村牧区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经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减免。
　　第十五条　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实行预决算制度。
　　嘎查村提留，由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并提出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经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苏木乡人民政府备案。
　　苏木乡统筹费，由苏木乡人民政府苏木乡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年底作出当年决算方案并提出下一年度预算方案，提请苏木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连同本苏木乡范围内的嘎查村提留当年决算方案和下一年度预算方案，一并报旗县级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通过后的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的预、决算方案，应当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六条　农村牧区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由苏木乡人民政府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用工计划，经苏木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年终由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张榜公布用工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七条　农牧民承担的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和劳务实行统一的农牧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农牧民负担监督卡由苏木乡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于每年三月底前组织发放到户。入卡项目和提取标准要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以通过的预算方案为依据，由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逐项填写，并在规定的时间登记收取。
　　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实行全年统算统收制度，不准提前收取，不许税费混收，不得从农牧民交售农畜产品应得的价款和发放的预购定金中扣除，并应当使用自治区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
　　第十八条　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全体农牧民所有，要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范围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改变其集体资金的性质和用途。
　　第十九条　对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应当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按照用途分别立项，专款专用。
　　旗县级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对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的使用实行专项审计监督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对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的使用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第二十条　嘎查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嘎查村提留的收取和使用实施监督。
　　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由嘎查村民委员会、嘎查村民会议或者户代表会议分别代其行使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能。


第四章　其他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内制定的涉及农牧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项目设置及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必须经自治区财政、物价主管部门会同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重要项目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涉及农牧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收费时必须持有物价管理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并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
　　第二十二条　严格控制向农牧民集资。集资必须依法进行，遵循自愿、适度、出资者受益、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接受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集资项目的设置和范围的确定，必须由自治区计划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批准，重要项目必须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苏木乡范围内的集资办学，必须遵循自愿、量力的原则，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自治区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所集资金必须用于本苏木乡范围内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危房改造和修缮、新建校舍，不得另立项目、改变资金用途或者挪作他用。
　　第二十三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务院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基金外，在农村牧区不得建立任何基金。
　　第二十四条　对农牧民进行罚款或者没收财物处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无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农牧民有权拒绝。罚款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否则农牧民有权拒付。
　　第二十五条　向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牧民发行报刊、书籍、有价证券或者要求捐款捐物、提供赞助、参加保险，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任何机关和单位不得摊派。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在农村牧区开展达标、组织检查、评比、验收、参观等活动，不得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牧民承担费用或者补贴。
　　第二十七条　农村牧区的各类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向学生收取学杂费，不得另立名目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第二十八条　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给农牧民的各种捐款、补贴、贷款、预购定金、扶贫、抚恤费、赈灾救济款和返还的减免税费以及与收购农畜产品挂钩的优惠物资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前款规定的资金、物资的给付情况，由苏木乡人民政府和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十九条　国家供给农牧民的生产资料，各级销售部门应当明码标价，属于平价销售的，不得截留，不得转为议价销售，不得搭配滞销商品；属于议价销售的，其价格不得超过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最高限价。
　　第三十条　国家定购的农产品和收购农畜产品，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等级标准和价格，不得压等压价，并及时兑现定购款、收购款。
　　第三十一条　向农村牧区集体经济所属企业和农牧民供水、供电，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不得随意提高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组织要按照本条例为其规定的职责，把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作为其政绩考核和所属干部、职工考核的依据之一，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要限期纠正，违法责任者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提请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处罚。
　　农牧民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本条例规定的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和劳务的，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请农牧业承包合同管理机关依照《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承包合同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向农牧民设置收费、集资、基金、罚款项目的，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标准、范围提取和使用嘎查村提留、苏木乡统筹费及劳务的，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纠正，并处以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5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协同物价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限期退还收取的款物，并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向农牧民集资、罚款、建立基金、进行摊派的；
　　(二)在农村牧区开展达标、组织检查、评比、验收、参观等活动，要求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牧民承担费用或者补贴的；
　　(三)截留、挪用给农牧民的资金、物资的。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对检举、揭发、控告和抵制向农牧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进行各种摊派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的，由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协同监察部门进行查处。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各级农牧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治区内所有涉及农牧民负担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一律按照本条例执行。

事实婚姻案例分析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情：
自诉人，袁红，女43岁，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被告人，张志国，男，42岁，现为旅日华侨，在日本横滨某电器工程公司工作
1984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87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1990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1992年8月，被告回国探亲，双方仍然保持同居关系，一个月后被告再次出国日本人那继续学业。1992年10月，原告欲想到日本探亲，遂开始比较频繁地与被告电话联系。一次偶然中，发现接听电话的人是女性，并声称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经怀孕，原告大吃一惊，遂通过中国外交部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获悉被告确实与一沈姓中国女公民于1992年2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1993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确认被告构成重婚，并要求撤销被告与沈姓中国女公民的非法婚姻关系。


一、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事实婚姻通常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但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被当地群众公认为已经形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共同生活状态和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由此，我们认为事实婚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有配偶则构成事实重婚；（二）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都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三）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具备公开的夫妻身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四）事实婚姻违反了婚姻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有的学者还将事实婚姻归纳为如下六个特征：1、主观目的性。即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具有创设夫妻法律关系、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愿，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2、客观现实性。即当事人双方有共同的婚姻居所，且有共同的性生活、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或者可能有共同的子女。3、关系公示性。即当事人双方对外宣称其为夫妻，且不特定多数人也公认其为夫妻关系。4、实质符合性。即双方符合法定结婚实质要件。5、形式欠缺性。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6、时间限定性。即前述五个特征必须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全部具备了。 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值得商榷地方， 但还是比较全面、形象的概括出了事实婚姻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将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和非法同居进行区别比较，以期对其进行更好的理解。合法婚姻的成立应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且没有法律规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同时完成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法定手续，才为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取得法律效力、得到的社会承认。而对于事实婚姻，一般认为只具有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缺少合法的程序和法定手续，即形式要件。非法同居是指当事人双方秘密地或公开地以通奸、姘居或同居为形式而结合的违法两性关系。在时间上一般表现为短暂、临时的特点。除了事实婚姻之外，其他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的男女关系，均为非法同居。
具体到本案中，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我们需要弄清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主观一致性，即男女双方在主观上是否均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2、双方关系的公示性，即有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3、实质符合性，即双方是否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4、时间特定性、即他们婚姻是否在法律承认的时期内存在，具体到本案，则要考查诉讼发生的时间。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项要求后，方能认为自诉人和被告双方事实婚姻关系成立。在本案中，自诉人和被告人两人同居时，袁红25岁，张志国24岁，且双方均为未婚，因此他们的同居应视为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原被告两人于1984年相识并相爱，1987年遂同居在一起，1990年，被告因为出国怕被拒，双方才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法定的婚姻登记程序，而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1992年，被告张志国回国探亲，双方仍旧保持此种同居关系。直至1993年11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时间跨度上看，双方从相识相爱到关系最终破裂历时9年有余，在此漫长岁月中，双方显然是抱着一种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否则，他们早就莺飞雁散，而不会延续这样一段马拉松式的两性关系。关于双方主观上共同长久生活的一致性我们还可以从1990年10月，男方张志国准备出国深造，因害怕存在婚姻关系而被拒签，双方办理世俗的婚姻仪式以予代替的事实得到证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被告在从1984年至1993年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直相濡以沫，共同生活 ，并且希望维持长久，还为此举办了世俗结婚仪式，得到了群众认可，虽然在其后由于男方的原因此种关系未能继续，但时至1993年11月原告袁红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二、在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够成立？
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实质上就是怎样处理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当然，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还要牵涉到不同时期婚姻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对事实婚姻均未作明确规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也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司法解释，曾经长时间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直到1994年才完全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将其视为非法同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历次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有条件的承认阶段：1949年-1986年 。
A．对于事实婚的行为，首先认定其性质是违法的，必须给予批评教育，令其补办结婚的法定手续。
B．对未达婚龄或不符合法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由婚姻机关出面令其解除同居关系。
C．对事实婚中的女方怀孕或生有子女的事实婚，应在处理时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
D．对事实婚在前，一方后又与他人法定登记结婚的，在处理时要考虑保护事实婚中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对事实婚引发的离婚案件，一般应按正常的离婚案件处理。
2．逐步不承认阶段：1986年——1994年。
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颁布至1994年2月1日，即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在此期间，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3．完全不承认阶段：
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件》施行之后。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4．相对承认阶段：
2001年1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总之，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就是循着承认主义-相对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这一过程。
具体到本案来讲，我们认为需要对如下事实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
1、 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为何等性质，是合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
2、 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与第三人沈某和张志国的关系哪一个发生在前；
3、 我国法律对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发生冲突时，相关规定是怎样规定的，也即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怎样认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被告张志国和第三人沈某之间关系的性质。在本案中，1992年2月，被告张志国与沈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对于他们此种登记结婚行为的认定，我们可以参照1984年7月19日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发布《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出国留学生办理婚姻登记的暂行规定》：当事人双方均为出国留学生要求在国外登记结婚的，如其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有档案可资证明，可以到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这条规定，张志国和沈某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的行为应认定为合法婚姻。我们在前面已经认定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对比两者的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自诉人袁红和被告的事实婚姻在被告和第三人沈某的登记结婚行为之前。具体到本案的发生时间为1993年11月，根据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对事实婚姻的保护，承认其合法性，其效力等同与合法登记的婚姻。
所以，根据两者发生时间的先后，我们认为对于袁红与张志国的事实婚姻关系应予以保护，张某在存在事实婚姻的情况下又与第三人结婚，构成重婚罪，因而认定其与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首先确认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宣布被告张志国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还与第三人沈某结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同时，宣告被告张志国与第三人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